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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市舶,允許齊國往來通商。
谷螹lt;/spangt;兵部尚書馮元飆又提議,鑑於齊國藉口軍馬人數較少,只襲擾建奴側後,不與建奴正面對決,恐一時難以撼動遼東整個戰局。為此,可從京師三大營精選勇悍之士,重編一伍新軍,以齊國火器戰陣之法操演。待軍伍操習精熟後,或調至遼東以對建奴,或派駐河南以鎮流賊。若確認於戰場有較大實效,可擴充套件更多營伍和軍鎮,建數路強軍。
首輔陳演對此提議頗為認同,邀番邦兵馬擊建奴,多少有些失了大明的體面。但若能以齊國善戰陣法和火器,編練強軍,倒不失為朝廷根本。上奏崇禎後,一概應允,督內閣儘速辦理。
隨即,內閣著命兵部、戶部、工部、五軍都督府、三大營協同辦理新軍編練事宜。為此,窘迫的大明戶部硬是將原本支應遼東寧遠鎮的糧餉中,擠出五萬兩白銀,用於新軍編練事宜。
大明朝廷上下,希望編練出的新軍,在與建奴對陣時,就算不能打出齊國軍兵那種1:10的驚人交換比,但也要能敢於直面建奴野戰,並在相同規模人數情況下,戰而勝之。
“我齊國陸戰隊屬於全火器部隊,與大明軍兵日常訓練操演,以及戰陣搏殺的模式中完全不一樣。”黃子加雖然不是齊國軍政府軍官,也未曾參加過實戰,但對陸戰隊的組成和訓練模式,倒是極為熟悉。
而且跟在齊天身邊數年學習,也深知初級工業化國家的軍隊和純粹農耕模式下的軍隊,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武裝組裝模式。同樣的,從使用武器、訓練模式、後勤補給,物資消耗,乃至戰場意識等相應軍事環節,齊國軍隊也與大明、甚至與遼東建奴的軍隊,都是完全不同的軍事模式。
“正因為齊國與我大明軍伍截然不同,且貴國軍伍在對陣建奴時,表現出超出一籌的戰力。故而,煩請貴國派駐若干教習,往我大明軍中操演強軍之法。”杜國裕說道。
“你們準備先期編練多少軍伍?”黃子加問道:“若是人數太多,不說大明軍中無有我齊國裝備足夠多的火器,而且,隨使團來京師的陸戰隊官兵也僅二十餘人,恐不足以提供更多軍官以為教習。”
“我大明初期先行編練三千兵士,火器也以你齊國貢獻四百支火銃為主,至於不足部分火器,內閣已著命工部加緊製造火銃提供與新軍。”杜國裕見齊國使者沒有推諉避難,心下不由稍稍鬆一口氣。
大明利用這藩屬齊國進攻建奴遼東後方及側翼,已屬不要臉行為,現在又要求對方提供教習,幫大明編練新軍,就顯得有些過分了,生怕對方一口回絕。卻未料到,這齊國使者如此上道,不僅沒有拒絕,而且也更無提出額外要求。這般一心尊奉大明的番邦,已是難得一見了。
“天朝既然要編練新軍,不知可選好地方?”黃子加問道:“若是暫無指定地方,我建議將新軍編練的營地安置在天津。那裡地處沿海,新軍在編練操演階段,可隨時與我我齊國水師前往遼東以戰代練,不斷檢驗編練成效。”
“貴使意見,本官會奏與上官和內閣,具體編練地點,尚需陛下和內閣會商後作出。”杜國裕微微點頭說道。
其實,編練新軍地點,內閣和兵部的意見是放置於京師三大營駐地,以便崇禎帝隨時可以掌握新軍編練過程。並且,萬一京師有警,也可據有一支有戰鬥力的部隊,保衛北京。
不過,齊國使者的建議,也非常有道理。新軍編練過程中,確實需要靠實戰來不斷地檢驗編練效果。不過,任選何處,想來陛下和內閣,會認真考慮此點。
崇禎十六年八月,大明於京師三大營盡選勇悍之士,以藩屬齊國火器陣法,開始編練新軍,試圖挽救軍事上不斷惡化的局面。
清崇德八年(崇禎十六年)五月,清軍第三次北征黑龍江流域索倫各部,至7月,平定索倫,徵發索倫族(生女真)甲兵四千餘,盡數補充滿洲八旗。同時,亦將整個黑龍江流域納入我大清版圖。
崇禎十六年五月三十(1643年6月28日),張獻忠攻陷武昌及旁近屬邑後,乃於武昌立國。設五府六部,鑄西王之寶。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據楚王宮,設尚書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下令發楚邸金,賑濟饑民,擴充軍隊,預席捲整個湖北。
崇禎十六年五月三十,由於閣臣吳甡不願督師,崇禎帝命孫傳庭督師,加兵部尚書銜,加督江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賜尚方寶劍,其後又旨令其出潼關以滅李自成。至此,大明“只此一付家當”,將直面李自成數十萬流民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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