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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創新發明之類的工場主或者作坊實施免稅,那其他商戶若是為此鳴不平,那又該如何?”潘其風說道:”要知道,很多原巴達維亞來的商人,其稅收減免政策要到期了。他們許多人呼籲我們漢洲的商稅能再降低一點,不說和大明的三十稅一相比,就是和巴達維亞的七八分稅相同也是好的。”

齊天聞言,不由定定地看著潘其風,使得對方的面部表情有些忐忑。

“你知道大明目前出現的各種問題癥結所在何處嗎?”齊天問道。

谷lt;/spangt;“連續不斷的災害,糧食歉收,建奴地襲擾,還有永遠剿滅不完的流賊……”潘其風想了一下,小心地說道。

“你說的是各種問題的表象。”齊天搖搖頭,嘆了一口氣,“大明各種問題爆發出的癥結所在,是其薄弱的財政收入,使得大明國庫中沒有足夠多的錢糧,無法應對頻繁出現災害,並對其進行及時干預和消除。”

說到底,明末國家的危機實質上是政府的財政危機,由財政危機引發軍事危機,再由軍事危機導致更大的財政危機,如此惡性迴圈,大明豈有不亡的道理?

引發財政問題的關鍵就是國家賦稅收入長期過低,低到了威脅國家存亡、民族存亡的地步。大明以前這個問題沒有暴露出來,並不意味著這個問題不存在,而僅僅是因為大明還沒有遇到大的挑戰。

到了崇禎時期,受全球小冰河影響,大明連年自然災害、連年戰亂的情況下,以最為尖銳的形式把這一問題暴露出來。在全國受災面積如此廣大,災民如此眾多的情況下,大明可憐的財政收入根本無法應對。若想要實質上解決饑民(飢兵)作亂問題,要發餉和賑災,只能臨時增加賦稅,但結果商稅收不到,卻攤派到了農稅上,導致更多的農業破產,也自然造成了更多的饑民,更多的流民暴亂。

“潘總理,你覺得在一個國家和地區當中,賺一兩銀子,是農人來的容易,還是商人來的容易?”齊天沉聲說道:“農人從播種到收穫,至少要經歷一百多個日日夜夜的操勞,還會遇到各種氣象災害、病蟲害、農產品價格波動等風險。即使如此,農人最後所獲得的收益也是極其有限的。”

“但是商人則不同,他們有著充裕的資本,有著異於常人的市場嗅覺,每月,乃至每年獲得的收益要遠遠高於農人。甚至出於某種先發優勢,在一個行業,或者在一類商品當中具有壟斷地位,那所獲得收益就會更多。在大明,整個國家徵收的商稅卻是少得可憐,所有的賦稅全部加諸於農民頭上。這幾十年來,大明天災人禍不少,那些活不下去的農人不造反才怪了!”

“聽孟侯公(畢懋康)所言,崇禎九年,整個大明朝廷一年收上來的商稅只有區區三百多萬兩白銀。但是,你可知道,鄭芝龍在最近幾年時間裡,他每年僅憑海上貿易利潤和每艘海舶令旗兩千到三千金的收入,就可以歲入千萬計。更令人尷尬的是,大明朝廷的市舶稅竟然只有四萬兩白銀。潘總理,你說,大明的錢都到哪裡去了?”

潘其風此時有些窘迫,他在大明三十餘年,只是想當然地認為,大明朝廷商稅少收或者不收,是朝廷體恤百姓,優撫商賈,善待天下,是為德政。

至於政府這邊的財政收入,他還真的沒做過多考慮,蓋因漢洲黑山金礦在不停的產出金銀,而且在東部的廣陵堡也發現一處小型的銀礦,因而對於政府這邊,似乎可以實現無限制的發行“貨幣”。

“我漢洲雖然多金銀,但也不能無限制的向市場投放。”齊天彷彿看出了潘其風的心思,笑著說道:“否則,我漢洲物價騰貴,以後外來商品必然大量衝擊漢洲市場,不利用我們漢洲本土各類工坊發展。目前漢洲收取各類商稅,看著稅率要比大明要高出許多,甚至比荷蘭人的巴達維亞還要高出一點,但我們除此之外,再無其他攤派,實際稅率並不高。”

“另外,我漢洲《物權保護法》明確規定,私有財產不受任何侵犯。即使漢洲政府,也不得無端剝奪私人財產,如此明文規定,恐怕在大明,甚至歐洲國家都未曾有過的舉動。”

中國曆代王朝是沒有私人財產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社會的一切都是屬於皇帝,不僅沒有私有財產權,而且人的生命也都在皇帝手中。而歐洲國家關於私人財產的保護,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頒佈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才正式確立。

奠定一個國家的工業基礎,繼而推動和提升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除了投資建設更多的工場作坊,挖掘更多的礦石原料,漢洲需要做的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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