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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的電影則是剛剛起步。第一部故事片,長春製片廠的《橋》,我們在中央團校就讀期間已經看過了,此後的;《中華女兒》《趙一曼》都堪稱黨課教材,崇高英勇,拋頭顱,灑熱血,名存千秋。

我也組織指導區裡的一些中學生的1951年新年聯歡,我努力讓他們做得最美最好,充分體現解放了的新中國的無限美麗。我為自己設計了1951一年的新年到來的情景,不是像蘇聯影片那樣倒計時等待1952年的鐘聲敲響,而是在“檢查”了幾個中學的新年活動之後,恰恰在午夜前後騎著腳踏車走在路上,我從16歲走到了17歲,從1951年走到了1952年,我是行進著迎接新的時間新的前景的,我是多麼幸福!

在這段時間恰好出版了卓婭的母親柳·科斯莫季緬揚斯卡婭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舒拉是卓婭的弟弟,坦克兵,在二戰中英勇犧牲。母親曾經參加世界和平大會,她講道:“你們能夠贏得和平,因為世界上有蘇聯!”我愛這句話勝過了一切詩句,我甚至能夠想像偉大的母親講話的聲音,慈祥而又滄涼,堅毅而又從容,她白髮蒼蒼,她代表人類和上蒼,中國人有權利也有義務表達對她的愛。我曾經為她們而感動,我的青春與這些人在一起,這是我永遠的驕傲。

還必須提到“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吳運鐸的著作《把一切獻給黨》,他為了革命的軍工事業,致重傷至殘,但是他仍然堅持著為革命做奉獻。革命者的精神韌力,發人深省,可泣可歌。

十一、終於離異(1)

我必須補敘一下我的父母的事情。在成為地下黨聯絡的一個“進步關係”之後,更不要說在入黨之後,有一個萬能的解釋使我無往而不通透。那就是,人們的一切苦惱,一切不幸來自萬惡的舊社會的制度。不論是貧窮、壓迫、仇恨、欺騙、叛賣、悲苦、惡習、傳染病、迷信、愚昧……都來自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反動派、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而在革命勝利之後,在建立了嶄新的平等、公有、翻身、解放的新社會以後,各種死結都能解開,各種忿憤都能釋放……

在1950年斯大林七十壽辰的時候,我讀到過一篇寫斯大林的文章,說是斯大林擦乾了人們眼角的淚水。這太讓人感動了,一個政黨,一個政治領導人,把千千萬萬個愁苦人的眼淚擦乾了,世世代代苦難嚐遍的勞苦人民,終於破涕為笑,舒展了皺紋,舒放開嘴角,這樣的情景令人何等地感慨!

我一度認為父與母的生活也將揭開嶄新的一頁。一解放,身為華北大學四部研究員的父親穿著灰色幹部服回到了家中,而母親不久也成了區各界代表會議的代表,我還以為從此天下大吉了呢。但是,當我知道父親去了這麼多年解放區卻並不是共產黨員的時候,當我知道父親在華北大學沒有多少事可做,後來應聘到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書,而且他的課反映並不怎麼樣的時候,我失望了。母親在全國婦聯幼兒園的工作也沒有能堅持下去,很簡單,那裡太辛苦了。而等到我從中央團校畢業以後,父親又把他的離婚的問題提到我的眼前。

是的,不是提到母親面前,而是提到我面前。從一解放起,差不多,總是父親來找我,來訴苦,來出題目,來講他的苦衷,講他這一生有多少潛力被壓制著,因為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太不幸了,他的才能他的資質(這是他愛講的一個詞)是怎樣地被忽視乃至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種狀況有時候讓我痛苦、無奈直到憤慨。為什麼我從十來歲就要背起自己這一代人、下一代人而且還有上一代人的種種重擔!

從理論上我認定,父親與母親離婚有可能為他們創造新的可能,離婚有可能成為一種文明,我來操辦。我曾與全國婦聯幼兒園的楊園長講座過母親的離婚問題,楊園長提出兩點,第一,根據她與母親的談話,她認為母親對父親不無感情。第二,母親的年齡正在臨界點上,她再老一點就會全心全力地只顧孩子,再年輕一點,她會優先考慮丈夫。現在,她處於兩難時間段。我從她的分析中得洋到什麼幫助。

母親提出每月50元的贍養費用,我說服父親一口答應,當時父親的月薪只有70多元,但是我採取了手段,第一,我答應每月給母親送去50元后,再想辦法要出錢來轉手給父親,至少退“稅”20元,就是說父親應該負擔30元左右的費用給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們生活自立為止。第二,我明白,他們二人訂的協議並無法律效力,先辦了離婚,給父親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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