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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歲、戴金絲眼鏡的男醫生拍著車前蓋，淚流滿面：“政府去哪兒了呀？怎麼沒人管我們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區衛生院一個剛畢業的小夥子，他把手放在這個醫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來。”小夥子把過氧乙酸沿著塑膠桶沿慢慢倒進水裡，開啟背上的噴霧器，齒輪低聲悶響，轉動，他說：“讓開一下。”噴嘴處無色的水破碎成細小的霧滴，被氣流吹向遠處。
“以後就這樣用。”他說。旁邊的人點點頭，鎮靜下來。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個人去，我們的鏡頭也不能再跟。
我給他提了一下淡黃色的乳膠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來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著我。我們不知道對方叫什麼，都穿著防護服，只能看到對方的眼睛。
他說：“五一後才是高峰，小心。”
他孤零零，揹著噴霧器拐過一個彎，不見了。
二〇〇三年五月，北京東城區草廠東巷，一名醫務人員正在等待接受一名“非典”疑似患者。（CFP圖片）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為傳說北京要封城。還有人說，晚上飛機要灑消毒液。北京像一個大鍋，就要蓋上了。人們開始搶購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裡擠來擠去不知買什麼好，找到一箱雞蛋扛回家。
好像“轟”一聲，什麼都塌了，工作停了，學校停了，商店關了，娛樂業關了，整個日常生活被連底抽掉。
我們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著他們轉運病人。到哪兒去，運到哪兒，都不知道。
二十二號，突然通知有臨時轉運任務，開出兩輛急救車。長安街上空空蕩蕩，交警也沒有，司機周師傅開金盃麵包車載著我們，跟在急救車後面開了個痛快。那年天熱得晚，來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瘋了，純金的枝子胡亂抽打著往外長，襯著灰撲撲的荒街。老金盃在長安街上開到一百二十碼，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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