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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下面的大臣互相交換眼色,陳鳴的心裡微微嘆息,這些人的神色讓他很難相信他們對這件事的第一反應是為國舉賢,而不是將自身和所在的團體一丁半點的利益放在最前面。別忘了,陳鳴的眼睛不一般。
自從復漢軍奪取北京之後,‘望氣術’的功能就在加強。現在他看著滿朝的袞袞諸公,這些人中當不是沒有純臣,但上至陳聰、陳敏、陳益,下到一般的朝臣,至少有一半把,第一件反應真的不是舉賢,而是想著怎麼為自己的群體爭得最大的利益。
這是歷朝歷代都需要面對的一幕。劉邦時候的豐沛功臣,曹操手下的親族大將和外姓重臣,劉備手下的荊州集團和益州集團,隋唐時代的關隴貴族系團和關東門閥,乃至於朱元璋時候的淮西和浙東集團,就是到了滿清時候也有索額圖和明珠集團,復漢軍現在也是一樣。而且在陳漢從無到有的過程中,除了陳鳴自身的功勞無可取代外,其他的人等是難分出一個高低上下,這也使得陳漢朝堂內部山頭林立,如陳聰、陳權、陳敏、陳益等等,完全是一人一個小團體。雖然遠沒發展到肆無忌憚至黨攻的地步,可於國家利益也是有害的。這是陳漢的悲哀,也是中國的悲哀。
內爭,內鬥,結黨,這並是不人的品德問題,而是中國文明中蘊含的一種‘精神’!
或許可以用‘精神’這個詞來形容吧。反正就陳鳴認為,‘內鬥’這東西是紮根於華夏文明當中的。
華夏文明的一個載體就是華夏的王朝,王朝的發展也推動了華夏文明的進步。而中國歷史從一開始的朝代建立,就伴隨著改朝換代,而為什麼會有改朝換代?那就是鬥爭。看看中國的傳統神話,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有兩兩妥協的一面嗎?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方壓倒東風。
這種堅決鬥爭的精神讓華夏從幾千年前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小部落,一點點發展到現在威壓整個東方的上國。這種精神灌輸在國人的骨髓裡,抹都抹不掉的。民眾面對壓迫直接的心態就是詛咒他,讓他們滅亡。《尚書·召誥》言“以哀籲天,徂,厥亡”。意思是哀告上天,詛咒他們滅亡。商周時期,湯武聚攏人心,重建新王朝,還敬畏天命,到後來就都是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翻版了。這種你死我活的鬥爭意識伴隨了中國幾千年,可以說給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的成功,也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因為這種精神不僅僅被中國人運用到對外,也被他們不由自主的應用到了對內。尤其是大局在握的時候,沒有‘顧全大局’這四個字壓著,那就在有限制的約束下斗的更歡了。當然,等到明末的時候,就算大夏將傾,那些‘正直士大夫’也該怎麼鬥繼續怎麼鬥。
這不是說陳鳴就對華夏文明有意見了,或者直接否定了華夏文明。陳鳴一直堅信,華夏之所以能發展到先下這個地步,屹立在東方數千年,主宰著東方世界,就是這種傳統文化的影響!
陳鳴只是因為眼下的這一幕起了感慨。他認為,這種相對於西方文明的‘妥協精神’完全不同的東方文明精髓,之所以長久以來的形成和牢固,與中國曆朝歷代沒有‘對手’有著莫大的關係。
幾千年過去了,當初強盛一時的匈奴、鮮卑、突厥、契丹,都到哪裡去了?只有華夏依舊鼎立在中原沃土。
中國的國家環境就不像歐洲,後者從來沒有一家獨大的時候。這未嘗就不是一個他們關於‘妥協’的原因,而t朝上國呢,難道只是皇帝自詡的嗎?何嘗不是一種民族情緒和文明文化強盛到極致的體現呢?
所以從中國自古以來就缺乏妥協與協商。二元化的結構導致任何納諫和批評,很容易變為少數野心家對大位的窺竊。即使到了他上輩子,到了21世紀,也是如此。人們批評的背後,常常含著自身取而代之的渴望。長期的‘一家獨大’文化下,人們不懂得透過協商來解決問題。陳鳴上輩子很反感那些叫囂皿煮的‘工資’們,他覺得中國要有一天真的‘皿煮’了,那最終得到的會是國家的分裂和戰爭。因為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習慣於取代!
這一問題在明朝中後期發展到了一個巔峰,在原時空的清末也一樣盛行,民國如此,紅朝亦是如此。區別只在於這個鬥爭之中,‘理想’蘊含的高低而已。
“臣有本奏。”就在陳鳴胡思亂想的時候,一個人忽然站了出來,看了一眼發現並不熟悉。陳鳴之前離開南京有一年多了,朝堂上也換了不少人,有的升職了,去了地方,有的受罰了,不是回家就也是去了地方。現在這滿堂滾滾諸公,至少有三分之一他是不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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