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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逃不脫這個‘慣例’啊。
“人未走,茶先涼,這都是套路啊……”
……
上海國際大酒店,0512房。
陽光透過窗簾,投射在那張紅松木書桌上。桌子上平攤著數頁信箋,一隻墨水瓶中插著一個羽毛筆,陽光照射下的陰影照應在信箋上。坐上還放著一隻皮毛,這是一隻價格不菲的小牛皮皮具,但從外觀上看這隻皮包已經用的有幾個年頭了。包裡塞得滿滿當當的,皮包上的那幾件銅筘在陽光下泛著金黃的光芒,與旁邊的那隻鎏金銅鬧鐘交相輝映。
現在是上午七點半,像往常一樣,在結束了餐廳裡酒店免費供應的早飯之後,喬治·戈登·拜倫又匆匆地趕回了他下榻的這間客房,並將那幾頁信箋從書桌上拿了起來,然後認真地閱讀了片刻,之後看了一眼桌上的鬧鐘,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決定坐在桌邊,繼續寫著這份還沒有完成的中國日記。
喬治·戈登·拜倫是兩個月前到達中國的,作為英國統治階級的背叛者,他在英國是待不下去了。
拜倫和他的妻子剛剛成婚不到兩年時間,安娜·密爾班克小姐是一個見解褊狹的、深為其階級的偽善所囿的人,完全不能理解拜倫的事業和理念。婚後一年,便帶著初生一個多月的女兒回到自己家中,並拒絕與拜倫同居,從而使得流言紛起。以此為契機,英國統治階級對它的叛逆者拜倫進行了最瘋狂的報復,以圖在精神上毀滅這個膽敢在政治上與它為敵的人。
1814年拜倫被迫跑去了瑞士,在日內瓦結識了英國另一個流亡的詩人雪萊,後者比拜倫小四歲,是一個比拜倫更‘瘋狂’的人。1810年10月進入牛津大學,次年的3月底就被牛津大學開出了。因為雪萊刊發了《論無神論的必然性》一文,這完全觸痛了整個英國統治階層的神經,1813年後也被迫離開了英國。
兩個‘臭味相同’的人在異國他鄉結成了密友,然後他們還決定向東方世界進發。
早在拜倫二十歲的時候——1808年,他就出國作了一趟前往‘東方’的旅行,是為了要“看看人類,而不是隻在書本上讀到他們”,還為了掃除“一個島民懷著狹隘的偏見守在家門的有害後果”。只不過那個東方只是相比較於英國的東方,那實際上是一次南歐和西亞的遊歷。而這一次,拜倫準備去前往中國。
東西方爆發的這一場戰爭讓中國在歐洲的‘名聲’變得更加響亮,惡名也是名麼。拜倫可是一個革命鬥士,在希臘親身參與了當地人的反奧斯曼鬥爭,還是後者當中的領導人之一。
而中國人明確無誤的就是奧斯曼人的最大後臺。
拜倫說服了雪萊,可一場突如其來的愛情卻讓雪萊停下了腳步。拜倫只能獨自踏上前往東方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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