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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且是一個比俄羅斯強度更高的一中央集權社會。但是現在的中國呢?
現在的中國社會和政治與英法相比差些什麼呢?
是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還是人生自由?亦或是法律稅收和皿煮議會?
似乎都是。陳漢在限制帝王的權力,約束帝王的實際統治權,保證內閣和資政院的行政權、立法權、財政權、司法權和軍權等方面,都與歐洲有一定的差距。
沒有人會真的把陳漢的內閣與英國人的內閣混為一談,但也沒誰把中國真的當‘傳統的東方封建社會’。
在拜倫眼中,中國人的政體連法國人都要有不如,或者能跟俄羅斯比一比吧。中國皇帝的權利太大太大了。普魯士和奧地利在君許可權制上都會肯定勝過中國,畢竟西方的君主制在中央集權上面先天上就發育不足。
那麼,為什麼中國會在具體的一些法律制定上比整個歐洲社會都要完善呢?
就像勞動保護法,就像兒童和婦女的權益保護,就像農民的權益保護,等等,等等。
按照拜倫的瞭解,這些法度會在一定程度上觸動上層階級的利益,想要促進這些法度的推出,必是經過很長時間慘烈的政治博弈和利益交換才行的。而這些鬥爭必會拖累整個社會的發展,給整個國家的進步製造負面力量。就如英國這二百年來的局面一樣,就如1814年在曼徹斯特爆發的那場彼得盧大屠殺。
1813年第六次反法聯盟結束,歐陸雖然出現了和平的曙光,可英國國內卻紛擾不斷。長久的戰爭讓英國國內壓力山大,經濟凋敝,稅收的常年居高不下,人民對政府的不滿不斷升高。激進派鼓吹民主改革,與當權派產生了劇烈的矛盾衝突。1814年,英法合流開啟,歐洲和平的曙光照耀了整個大陸,但英國國內的稅收政策卻持續走高,不見半點緩和,更不要說是下降。而且穀物法等政策的實施,極大地損害了底層階級的利益。4月,激進派在英國的工業重心曼徹斯特的聖彼得廣場舉行8萬人大會,要求改革選舉制度,廢除穀物法和取消禁止工人結社法。大會組織者邀請英國激進的政治改革家亨利·亨特講話。曼徹斯特市政長官命令軍警逮捕亨特,遭到群眾反對。事先已聚集在會場上的軍警和騎兵立即出動,肆意砍殺和踐踏手無寸鐵的群眾。頓時,血濺廣場,有100餘人死亡(其中有7名婦女),2000餘人受傷。事後亨特等許多人以謀叛罪被監禁兩年。英政府於同年11月頒佈六項法案,禁止集會、遊行,限制出版自由等。法案被群眾稱為“封口令”,激起更強烈的反抗。
推崇自由主義的拜倫更是對英國的貴族資產階級大大不滿。但本身作為貴族資產階級中一員的他卻也知道這場流血犧牲是有意義的。鮮血讓英國社會各階層都感覺到了危險,有了危險他們才會警惕。所以,有著光榮革命的經驗與教訓的英國統治階層良好的吸收了這次的教訓,儘管王權和議會及議會內部還會時有矛盾,但大家都認同一個‘真理’——即政治變革中的矛盾不應體現為戰場上交鋒,而是議會中較量,‘妥協和改良’成為了英國各階層解決利益糾紛的最佳辦法。同時英國也開啟了又一次的信仰改良模式。此前英國對非國教徒較苛刻,他們既無法享有平等的政治和社會權利,且信仰教儀社會領域對非國教式也被政府限制。而後,英國社會對非國教教徒徒(羅馬一神教除外)的歧視大大減少,這是自英國亨利八世和羅馬教廷決裂以來英國最重大的信仰改革事件。
英國社會的改變不可謂不重大,但看看之前的流血犧牲,這殘酷的一幕也再次讓拜倫明白利益之爭的殘酷,也讓他更加好奇,中國人是怎麼擺平這些問題的?
那些逃亡歐洲的前韃靼皇室,雖然黑化、醜化著陳鳴,但歐洲世界卻沒有流傳一條關於中國的如彼得盧屠殺這樣的訊息,那麼很顯然中國國內是沒有爆發這種尖銳矛盾被激化後的流血衝突的。這簡直不可思議。中國可是一個比奧斯曼和俄羅斯更龐大許多的大帝國啊,利益關乎更大,那應該矛盾更加劇烈才是,怎麼就平平安安的就渡過了呢?
拜倫是真正的百思不得其解。
中國人是怎麼能在內部鬥爭、紛爭不斷地情況下,一邊消除內部矛盾紛爭,另一邊又在飛速一樣的發展的呢?
要知道,五十年前的中國與眼下的中國真的是差別太大太大了。那就像二百年前的英國和現在的英國一樣,綜合國力差的不可以計數。
要不是那些逃到歐洲來的中國人爆料,拜倫都還不知道五十年前的中國軍隊,竟然連燧發槍都沒有裝備,火炮也是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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