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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外交部駐伊斯坦布林特使的報告,但不親自來到奧斯曼,不親身體驗一下,那是根本就不會知道他有多少反對者的。”
“反對塞利姆三世的行動在伊斯坦布林,在整個奧斯曼,已經醞釀了很長時間。加尼沙裡軍團和其他受到塞利姆三世改革威脅的人,自塞利姆三世統治初期就變得騷動不安。長老們也堅決反對塞利姆三世,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認為塞利姆三世的每項革新都是對天方教法律和傳統的一次侵犯。其他許多奧斯曼人,包括一些改革者,現在開始認識到新的世俗主義的觀點對奧斯曼的‘傳統文化’所可能具有的毀滅力量。因此,他們要求在一定程度的改革之後重新把奧斯曼回到過去。”
“塞利姆三世沒收了很多封建主的封地,並大力改革舊軍隊,增加了一些人的怨恨。而且改革是在沒有任何理性的財政政策的情況下實施的,降低幣值和巨大的政府開支導致新的通貨膨脹,使奧斯曼的很多民眾開始怨恨塞利姆三世和他的各種改革措施,認為他們現在所面臨的所有困難都是這些改革造成的。”
陳鳴讀到這裡的時候有點感慨,他慶幸自己是穿越到了乾隆時候,而不是整個社會都爛掉的明末和外來壓力如山一般重大的清末。
龐振坤所說的沒有理性財政政策和降低比值的金融手段,以至於最後所造成的通貨膨脹,陳鳴想起來就覺得頭疼。在金融上面,他始終沒有入門,就是到了現在他都是似懂非懂。再說了,塞利姆三世的政策還使的改革派自身分成了若干敵對派別,他們不僅與保守派鬥爭,還要在互相間鬥爭,這雖使塞利姆三世牢牢掌握了大權,但也削弱了他的支持者——改革派的政治力量。他現在還沒有遭受到什麼危機,但塞利姆三世比陳鳴小了十歲,他現在還不到五十歲,至少還有十幾年的統治時間。而在未來,奧斯曼所要面對的局勢又是少不了戰爭的,戰爭會讓危機出現,而在危機時刻蘇丹最需要的就是這種政治力量的支援。
可陳鳴也不能說賽利姆三世這樣的選擇就是錯了。要是他是塞利姆三世,很可能他也會做出一樣的選擇來。這又讓陳鳴想起了原時空的清末,當時的改革實力,不管是洋務派還是維新派,乃至最後的革命派,可全都是四分五裂。
奧斯曼境內還有少數的教團長老沒有一味的反對改革,他們就像清末時候的開明士紳,知道時局變化已經不改革不行了,但反對徹底的,動搖性的改革。他們在實際上更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制度讓奧斯曼徹底的強大起來,就像原時空的‘西學中用’!他們也知道奧斯曼腐化了,他們也渴望恢復奧斯曼強盛時期的無限榮光。
合著龐振坤的奏摺一塊遞到陳鳴手裡的還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情報。軍情局在天方世界已經努力了好幾十年,之前陳漢與奧斯曼帝國的深層次合作,和蘇伊士運河工程,都讓軍情局更加深入的滲透進了奧斯曼社會。
這次送來的情報中,就有不少軍情局關於奧斯曼經濟發展的反饋。在之前的時代——陳漢與奧斯曼結合之前,奧斯曼帝國幾乎處於經濟完全孤立的狀態,他們被迫屈從於歐洲商業力量的擴張,歐洲商人利用“讓步”協議擠壓奧斯曼的商人,以相對廉價的價格擷取這個帝國的原料——這是商業不可或缺的東西。但是奧斯曼各個行會這個時候也發揮出了‘威力’,他們讓他們的規章變得更具有限制性,利用自己與政府的天然聯絡,一定程度上儲存下了他們手中的一部分利益,同時也阻止了新的勞動力和技術的流入,而後者本來是可以讓他們發展出抵制歐洲商業及與之競爭的能力的。
這些行會一方面保護了奧斯曼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們也阻礙了奧斯曼的發展。但奧斯曼行會的力量在伊斯坦布林與中國國家層面上的合流之後,就變得如薄紙一樣輕薄了。
中國與奧斯曼帝國的商業貿易和技術輸入,讓奧斯曼境內的現代工業有了一定的積累,雖然奧斯曼近代工業的發展依舊步履艱辛,但他們始終在發展當中。
這一切都讓陳鳴想到了原時空的滿清。多麼的相似,怪不得奧斯曼在原時空被稱作西亞病夫。那病的真的很厲害。而至於現在的奧斯曼,有了中國幫助後的奧斯曼,或許那就像是甲午戰爭之前的大青果,洋務運動幾十年的虎皮還有那麼一點威懾力,讓他們有了一段如是‘同治中興’的中興。
當然,武力上,這個時候的奧斯曼還是有一定的優勢的。只是這個優勢卻不可能持續太長時間,現在都是1810年了,再過二三十年歐洲各國的工業革命就都要完成了,那個時候的奧斯曼國力必然大大落後於歐洲列強。到時候的奧斯曼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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