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2章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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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敲門聲後，王俊傑衝著門外喊了聲：“請進。”

時間不大，一男一女推門走了進來。

王俊傑抬頭打量了兩人一番，兩人看起來都是四十五六歲的樣子，衣著樸素。

從他們樸素的著裝上，王俊傑斷定他們不是機關幹部，應該是中小學教師，於是指著旁邊的沙發，非常客氣地衝兩人：“請坐！”

“您是王局長嗎？”中年婦女坐到沙發上後立即開口問王俊傑道。

王俊傑點了點頭，“嗯”了聲，道：“我是王俊傑，不知道你找我有什麼事？”

得知眼前這位態度和藹，面目慈祥，長相帥氣的年輕人就是王俊傑，中年婦女立即進行自我介紹道：“我叫蔣文英，是縣第四中學校長。”接著，又指著同自己一起來的中年男人道：“他叫李守一，是我們學校的副校長，今天我們來找王局長您，是向您打聽我們學校教職工宿舍樓建設款什麼時候能到位？”

從中年婦女的話語中，王俊傑斷定兩人都是教師，於是讓孟憲良給他們每人倒了一杯茶。

如果來的是鄉鎮來局裡辦事的幹部，他就會省去這些繁文縟節，因為大家都是同一行中人，使用的是同一種遊戲規則。

而且經過這段時間的官場歷練，他發現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在官場上，如果你對自己手下的幹部太客氣的話，有人不僅不會說你親近下屬，沒有領導架子，善於和群眾打成一團，而且與下屬之間就會喪失距離感、分寸感，沒有這兩樣東西，整套機構就無法執行，其身份和地位就會受到挑釁。

而學校的教師則不同，他們屬於知識分子。

記得有一句話，唯女人和小人不可得罪，事實上，知識分子也不可以得罪。

之前，他在一本書上看過一件某市副市長得罪知識分子的事：某市有一位不怎麼出名的學者因公去一箇中美洲國家。到那個國家後沒幾天就心臟病突發，但那個國家是一個“欠發達國家”，醫療水平極低，使館的醫生就建議學者回國治療。可是，通往國內的航班，一個星期只有一趟。就在大家束手無策的時候，學者所在市的一位副市長訪問中美洲，那個國家是最後一站，第二天就回國。於是，在使館醫院一名熱心腸的醫生的幫助下，學者第二天登上了副市長回國的專機。大約半個小時後，副市長的隨員登上專機，他們都看到了學者，但誰也沒問什麼。因為大家都知道，專機帶人就和火車帶人一樣，說不定就是站長的親戚或者是機組人員的朋友，最好不要問。副市長最後揮著手上來了，一眼看見坐在機艙後面這張陌生的臉孔，馬上耷拉著臉，大聲呵斥道：“你是哪個單位的？”學者趕緊自報家門。副市長想了一會兒再次問道：“你怎麼上的飛機？”學者為人師表一輩子，從不說謊，直接把上機原委告知副市長。副市長聽後大怒，指著機艙門道：“這專機是給你坐的嗎？你給我下去。”學者幾乎是捂著面孔和心臟下去的。就這樣，學者在那個國家大病一場，差一點把老命都留在了那個國家，後來好不容易回答國家，但躺在床上養了大半年方才痊癒。說來也巧，學者康復不久，正趕上市裡召開人代會，學者是市人大代表，就聯合了一些同道，指名傳喚那個副市長質詢。副市長起初還不在乎，自認為自己久經沙場，學者奈何不了他，可沒幾下，就招架不住了，最終在人代會上落選，灰溜溜地離開那個市。

當然了，在這場政治風暴中，學者一個人是沒有把副市長拉下馬的力量的，任何一個高階幹部下臺，真正原因基本上都是因為政治，也就是說，學者的衝那位副市長髮難，給那個副市長的對手提供了一個機會。打個簡單的比方，一個人在馬路上摔倒了不要緊，馬路上過來一輛車也不要緊，怕的是你摔倒的同時，正好過來一輛車。

從這個故事中，王俊傑也得出一個結論，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能得罪知識分子，可以給自己的下屬施加壓力，但必須給知識分子予以自由，哪怕這種自由僅僅是表面上的。

再說了，考公務員之前，他也是老師，對老師始終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因此，等兩位老師坐在沙發上後，他語帶關切，輕聲問道：“你們縣政府的批條嗎？”

中年男人急忙從包裡掏出縣政府的批條，雙手遞給王俊傑。

王俊傑一邊接一邊繼續問道：“宋縣長簽字了嗎？”

中年婦女連忙道：“宋縣長已經簽完字了。”

王俊傑接過批條一看，縣長宋長聯的確在批條上籤上了字，基本明白了兩位校長的意圖，他們是向財政局要建房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