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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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佛道二教都沒有什麼關係。

當時的著名文人錢謙益、吳梅村、朱彝尊等，都是這樣“入道”的。最著名的“入道”例子是杭州的陸圻，他的同鄉洪昇這樣記載他的“入道”經歷：“君問西泠陸講山，瓶缽漂泊竟忘還。乘雲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雁蕩間”。“瓶缽漂泊”是和尚的行為，“化鶴乘雲”是道家的說法，“天台雁蕩”山僧道皆有，你說他入的是什麼道，當了和尚還是道士？

在這些封建正統知識分子的影響下，社會其他各界的人士也紛紛效仿，就連秦樓楚館的妓女也都紛紛“入道”。著名的“秦淮八豔”，後來基本上都走上了這條路：卞玉京、黃皆令、陳圓圓、李香君，都成了僧道不分的“女道士”。特別是那個柳如是，按照佛經“如是我聞”的意思，為自己取名“如是”，為居所取名“我聞室”，應該是個女尼身份吧？可她偏偏一身道人裝束，自稱也是“道人”，同《紅樓夢》中的妙玉，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紅樓夢》中展示的“莊禪”思想，嚴格說並非宗教教義，而是一種消極的處世哲學思想，“悟”與“不悟”，並沒多大關係。這種思想，在明清改朝換代期間非常流行。他的起源，在於“王陸心學”。明代嘉靖朝以後，明代士大夫中開始流行“王陸心學”。所謂“心學”，就是披著儒學外衣，攙雜了佛家禪宗思想、道家清淨無為思想和老莊哲學的一種封建儒學的變種思想。到了改朝換代、天崩地裂時期，這種哲學思想恰好成了人們消極避世的最好口實。此一時期，“談禪”成為一種時髦，不僅士大夫階層談禪，一般文人學子談禪，就連平頭百姓，也不時打幾句禪語，以示自己大徹大悟。究竟悟沒悟，只有天知道，就像《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和他的姐妹那樣。這就是《紅樓夢》中宗教背景第三個特點的真實來源。

清軍入關後，雖然在軍事上採取高壓態勢，但對宗教、哲學、文學等領域，政策卻是相當寬鬆的。實話說，也不一定是有意如此，而是剛剛入關的異族統治者，還不完全明白這些，也沒有規範這方面的典章制度。因此，當時所謂“入道”，即當和尚道士，是絕對寬鬆隨便的，只要你自己宣佈“入道”了，管你什麼“阿彌陀佛”還是“無量壽佛”，都沒人提出異議。你想跟著和尚走還是跟著道士走，你跟著道士走卻剃掉滿頭“煩惱絲”，也絕對無人干涉。這不正是《紅樓夢》宗教背景的第四個特點麼？

至於《紅樓夢》宗教背景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真正的僧尼道士多不是好人，其來源說來也不奇怪，是以上三個方面派生的。我國古代正統知識分子，受儒學影響根深蒂固，“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人，焉知鬼”的觀念打得很牢。在當時的特定社會環境下，他們被迫“入道”、“談禪”，但他們何嘗真的信仰了佛道宗教？他們的心目中，還是以儒家為正宗，以佛道為“外道”的。加之中國歷史上，民間就有“三姑六婆”都不是好人的傳統觀念，大家不妨看看《三言兩拍》諸多故事中的“三姑六婆”，就明白了。並不信教的這些假“入道”者，對真正的宗教中的一些低俗人士，採取排斥的態度，是很自然的；《紅樓夢》中把尼姑、道士描寫得多不是好人，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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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歷史情結（7）

在清朝早期，滿族統治者從關外帶來的薩滿教，喇嘛教，在《紅樓夢》中也有間接反映。王熙鳳說“老祖宗”百年之後，寶玉要頂著她的靈牌“上五臺山”，歷史上漢族無此風俗；而信仰喇嘛教的滿族、蒙古族，此風俗由來已久。薩滿教的痕跡，在“太虛幻境”、“祭餞花神”、“馬道婆誤蠱”中，似乎也有蛛絲馬跡。清初，這些習俗在入關的滿族人中還很普遍，乾隆以後，由於民族同化的原因，也漸漸淡漠了。不過，在東北內蒙古的少數民族中，一直保持到上世紀中葉。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紅樓夢》故事的宗教背景，只能是明末清初，不能是以前，也不能是以後。紅學界認為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曹雪芹是乾隆時期人，距離明末清初已經一百多年了；曹雪芹是漢軍旗人，那種強烈的遺民思想絕對不會具有。就像今天的非洲作家，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上世紀初歐洲的故事一樣。筆者考據康熙朝的洪昇，是《紅樓夢》的初作者，他的人生經歷、思想傾向，都與上文的分析吻合，他能夠寫出《紅樓夢》的宗教背景，而曹雪芹卻不能。本文也算是旁證吧。

第四節 “離愁”情結

在中國傳統詩壇詞苑中，不乏擅寫“離愁”的騷人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