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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教習專教一班,不過每週只有一天,就省力得多了。就那時計算,校內教習計洋文六人,漢文四人,兵操體操各一人,學生總數說不清,大概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間吧。”37 周作人“屬管輪班”38。
周作人傳 第一章 一八八五(7)
上課第一天,進的就是“洋學館”,而此前周作人素未接觸英語。幸得事先補習一番。九月二十八日日記雲:“升叔教英文字母。”次日復雲:“升叔教字母竣。”十一月十一日,參加漢文分班考試,題為“問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平時用功,此心此氣究如何分別,如何相通,試詳言之”。發榜,共分三班,他列頭班第二十名。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掛牌準補副額,成為正式學生。同學曾“戲作花榜”,關於周作人的印象是“內蘊不露,接物謙和”,而他自己並不是認:“予啞然笑其皮相也。”39
以後他回顧學堂生活說:“從一九〇一年到〇六年,在南京住過五年多的日子,名稱是當水師學生,本家說壞話的長輩說這是兵,可見那時好人家子弟是不會來的,可是那生活卻也著實不錯,不但是公費供給,便是宿舍也住得很舒服的。大概二百四十平方尺的一間房裡住兩個人,各有一個板床,桌子,書架,箱架,面盆架,凳子一兩個,油燈一盞,大概可以點到半夜,也可改點洋燈,只須貼兩角錢給聽差就行。宿舍兩排,中間一個大院子,前窗和門開在這面,後窗外是一大片空地,體操場和桅竿都在那裡,這所說的是管輪班的情形,駕駛班宿舍還隔一段路,也是大同小異。……一日中功課不多,兵操打靶也沒有陸師那麼嚴重,晚飯後便很自由,買幾兩白乾與花生米或牛驢肉,招同學共飲,或看違禁書報,作革命運動,亦無不可。”40他稱這段歲月為“自由寬懈的日子”41。
然而談起學業本身,周作人卻說:“洋文功課是沒有什麼值得說的,頭幾年反正教的都是普通的外國語和自然科學,頭班以後才弄航海或機械等專門一點的東西。……我說漢文功課覺得輕鬆,那是因為容易敷衍之故,其實原來也是很難的,但是誰都無力擔負,所以只好應付了事了。”42至於出操、打靶,亦無甚所得。五年裡的真正收穫,除了學習一門英語之外,幾乎都來自課外閱讀。即如其所說:“在書房學校裡我曾有過不少的先生,但于思想及文字上都沒有什麼影響。倒是在外邊卻有幾位的文章言論給予我好些感化,為我所不能忘。”43他在南京就學初期,閱讀範圍尚且限於中文作品,包括原著與譯作在內。“所看漢文書籍於後來有點影響的,乃是當時書報,如《新民叢報》,《新小說》,梁任公的著作,以及嚴幾道林琴南的譯書,這些東西那時如不在學堂也難得看到,所以與學堂也可以說是間接的有點兒關係的”44,而這首先仍應歸功於魯迅。從前在杭州、紹興時,他就託人帶書給弟弟看,現在二人同處一城,借閱自更方便。譬如林紓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和嚴復譯《天演論》,皆得自他之手。以後魯迅去到日本,依然關照弟弟閱讀,或寄,或帶,或囑就近購買。嚴譯亞丹斯密《原富》、穆勒《名學》,加藤弘之《物競論》,澀江保《波蘭衰亡戰史》等等,均在其列。
周作人傳 第一章 一八八五(8)
周作人一九〇二年二月二日日記雲:“晚大哥忽至,攜來赫胥黎《天演論》一本,譯筆甚好。”此書斷斷續續讀了許久,至次年五月四日,日記還有“看《天演論》”的記載。這與魯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述自己當初讀到《天演論》的熱烈反應,似乎頗有差別。後來周作人說:“我們正苦枯寂,沒有小說消遣的時候,翻譯界正逐漸興旺起來,嚴幾道的《天演論》,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傑》,可以說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時的國文時間實際上便都用在看這些東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譯小說為最喜看,從《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錄》止,這其間所出的小說幾乎沒有一冊不買來讀過。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學裡去,一方面又使我漸漸覺到文言的趣味,……我在南京的五年,簡直除了讀新小說以外別無什麼可以說是國文的修養。”45也許開始對《天演論》的興趣還在文字方面,意義正與《巴黎茶花女遺事》等相當;思想上接受影響,尚待循序漸進。一九〇二年三月九日的日記,即為一例:“夜閱《物競論》少許,雖不甚解,而尚微知其意理,以意揣之,解者三四,頗增興會。”
周作人說:“到了庚子以後,在南京讀到《新民叢報》和《新小說》,恍然如聞天啟;讀《飲冰室自由書》,覺得一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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