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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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意思了365。

周作人翻譯的第一篇日本小說是江馬修的《小小的一個人》，於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完成，發表於《新青年》。現在他與魯迅打算專門編譯一本集子，以“介紹現代日本的小說”。經過反覆討論，周作人於八月擬出目錄，以後又有修訂366。他說：“日本的小說在二十世紀成就了可驚異的發達，不僅是國民的文學的精華，許多有名的著作還兼有世界的價值，可以與歐洲現代的文藝相比。……中國與日本因有種種的關係，我們有知道他的需要，也就兼有知道他的便利。”367《現代日本小說集》專門介紹一個國家某一時期的文學，與《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以及《點滴》之涉及多個國度、不同年代自有差別；就編法而論，《點滴》、《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均照錄各篇在報刊發表時譯者所撰附記，《現代日本小說集》則由周作人重新編理一份作者介紹，附於卷末，體例更其嚴謹。可以說此乃“選集”，彼為“彙編”。其一致之處則在於所推舉的均非英法德美等外國“主流文學”。周作人說：“我不相信藝術上會有一尊或是正統，所以不但是一人一派的主張覺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國一族的產物，也不能說是盡了世間的美善，足以滿足我們的全要求。”368所強調的正是此種獨到的取捨傾向。他自己選譯的日本現代小說，與《點滴》、《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中所收篇章有一點相近，多為細膩委婉、悲哀寂寞之作。在介紹“弱小民族文學”和現代日本小說總的方向下，周作人自有其獨特的文學口味，大旨仍不背離當年《哀弦篇》中所說，而更趨質樸含蓄；“悲天憫人”四字，約略可以概括。《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編就；《現代日本小說集》則於一九二二年五月完成，收錄周作人譯作十九篇，魯迅譯作十一篇。二書由胡適經手，分別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和一九二三年六月列入商務印書館“世界叢書”出版。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18）

一九二一年十月周作人透過英文轉譯了古希臘路吉阿諾斯《妓女對話》中的三篇，即《大言》、《兵士》和《魔術》，十一月翻譯臺阿克利多思的牧歌《情歌》，十二月翻譯朗戈思的小說《苦甜》369和日本古代的狂言《骨皮》、《伯母酒》，還有重新翻譯的臺阿克利多思的牧歌《割稻的人》和海羅達思的擬曲《媒婆》，均在《晨報副刊》“古文藝”一欄發表。此前他在病中寫過一篇短文《勝業》370，有云：“我的勝業是在於停止製造（高談闊論的話）而實做行販。”他打算“行販”的顯然不止是《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現代日本小說集》之類，還擴充套件到古典作品。這與不到一年前他的意見頗有不同，那時說：“陳胡諸君主張翻譯古典主義的著作，原也很有道理；不過我個人的意見，以為在中國此刻，大可不必。那些東西大約只在要尋討文學源流的人，才有趣味；其次便是不大喜歡現代的思想的人們。”371現在他恰恰是從中發現了“現代的思想”，就像關於路吉阿諾斯的對話所說：“古今相去千七百餘年，但人情沒有變化，讀古文書，仍有現代文藝的趣味，所以譯他出來。我想古典之有生命者，不以古而遂湮滅，正猶今‘典’之無生命者不以今而得倖存。”372此種眼光，可以追溯到十年前之譯介希臘擬曲。但是這回意味著他的思想背景發生了很大變化，從以西方文藝復興以降的人道主義思潮為依靠，逐步轉向以古希臘文明為根據；而在他看來，“希臘是古代諸文明的總彙，又是現代諸文明的來源”373。可謂“追根溯源”。“人情”一詞，也可形容周作人對包括狂言等古代作品在內的整個日本文化的把握；而他對狂言的欣賞還在於趣味相投——這與古希臘和他的關係相比，要更具體一些。就像他所說的：“狂言是高尚的平民文學之一種，用了當時的口語，描寫社會的乖謬與愚鈍，但其滑稽趣味很是純樸而且淡白，所以沒有那些俗惡的回味。”374這是周作人翻譯路吉阿諾斯和日本狂言的起頭，以後兩方面都卓有成就：前者晚年有直接譯自古希臘文的《路吉阿諾斯對話集》；後者先出版了《狂言十番》，又增補為《日本狂言選》。

五

周作人說：“一九二二年春天起，我開始我的所謂文學店，在《晨報副刊》上開闢‘自己的園地’一欄。”375從作為開場白的《自己的園地》起，到最後的《情詩》，共十九篇。開宗明義就講“我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其中或申說文學觀念，或具體評騭作品，以後被阿英譽為“確立了中國新文藝批評的礎石”376。後來他即以這年作為自己文學生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