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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您放心吧,我不用這個寫論文,也不會對外發表或者提您的名字,我只是作為知識吸收了,您看可以嗎?”
他:“好,那我可就不負責任的說說了啊?你發表了我也不承認(大笑)。”
我:“成,沒問題。”
他:“好,那你想知道什麼呢?”
我:“您是從什麼時候起決定在這個醫學領域的?”
他:“我不是從小立志就專攻這科的,也沒什麼特別遠大的志向要救死扶傷,那會兒我年輕,沒想那些。我們家族祖上一直都是行醫的(插一句,有家譜為證記載到300年前),所以我們家族出醫生多(笑)。本身我是骨科,XX年被國家保送到歐洲求學的時候,遇到這麼一個事兒,也就是那件事兒,讓我決定我現在的專業了。”
我:“是特慘的一件事嗎?萬惡資本主義體制下精神病人怎麼怎麼受摧殘了?”
他:“(大笑)那倒不是。是某次和一個同學去看她的哥哥。她哥哥在一家精神病醫院實習。我在院子裡等她的時候,就坐在兩個精神病人附近,我聽他們聊天。最開始我覺得很可笑,後來就笑不出來了。”
我:“是內容古怪嗎?”
他:“不是,內容很正常,說的都是很普通內容。但是兩個人操著不同的語言,一個說西班牙語,另一個說英語。而且對話完全沒有關係的。一個說:今天天氣真是難得的好。另一個回答:嗯,不過我不喜歡放洋蔥。那個又說:安吉拉還在世的話,肯定催著我陪她散步。另一個又回答:大狗不算什麼,小狗撓癢癢的時候才最可笑呢……兩個人的話題完全沒有關係,但是兩個人聊的很熱絡。如果不聽內容,只看表情、動作,會以為是一對老朋友在聊天。我在旁邊聽的一愣一愣的。本身西班牙語就是到那邊才學會的,不紮實,最初都以為自己口語聽力出問題了。我就那麼足足聽了一個多小時,他們沒一句對上的。等我明白過來的時候,同學早就找不到我自己走了。”
我:“然後是不是回去開始留意這方面資料了?”
他:“對,就是從那開始,我才慢慢注意這些的。去圖書館看,纏著教授推薦資料。但是我發現並不是象我想的那樣。”
我:“對啊,骨科和精神病科是兩回事兒啊。”
他:“不是這個問題,而是資料的問題。最開始我以為歐洲、西方在精神病科這方面的資料會很全,記載會很詳盡,但是一查,才知道,不是我想的那樣。到十八世紀中期的時候,他們的很多精神病科、腦科的資料還跟宗教有關聯。什麼上帝的啟示啊,神的懲罰啊,鬼怪的作祟啊,都是這些。而且被很多醫生支援。”
我:“其實也正常吧?醫術的起源本身就是巫術嘛,巫醫。”
他:“不是的,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歐洲醫學方面,尤其是外科方面已經很有水準了。但是精神科方面可能是被宗教所壓制,一直沒太多進展,甚至有時候受到排擠。”
我:“所以?”
他:“所以我最終決定專攻精神科。”
我:“哦……我想知道您對精神病人治療的看法,因為曾經聽到過一種觀點:精神病人如果是快樂的,那麼為什麼要打擾他們的快樂。”
他:“這點我知道,其實應該更全面的解釋為:如果一個快樂的精神病人,在不威脅到自身的安全、他人的安全,同時又不給家人、社會增加負擔的情況下,那麼就不必要去按照我們的感受去治療他。”
我:“您認為這個說法對嗎?”
他:“不能說是錯的,但是這種事情是個例,不多見。你想,首先他要很開心,不能凍著,不能餓著,還沒有威脅性,家人並且不受累。多見嗎?不多吧。”
我:“您剛才提到個例?”
他:“的確存在。例如有那麼一個英國患者,家裡比較有錢,父親去世後三個姐姐和患者本身都拿到不少的遺產。患者情況是這樣:每天都找來一些東西燒,反覆燒透,燒成灰後再烤、碾碎,然後用那個灰種花,看看能不能活,各種東西都用來試驗,別的不幹,也不會幹。吃飯給什麼吃什麼,不挑食,累了就趴在沙發上睡了。他的三個姐姐很照顧他,僱了兩個傭人,一個做飯收拾房間,另一個就算是他助理了,整天盯著,別燒了什麼傢俱或者自己,就這麼過的。你不讓他燒,他就亂砸東西發脾氣,給他點兒能燒的,他就安靜了,慢慢的用酒精燈一點兒一點兒燒,吃什麼穿什麼都不擔心,財產有會計師、律師和姐姐監管著,一切都挺好。這樣的患者,沒必要治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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