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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一生也帶領弟子周遊列國,雖然《史記》記載說墨子曾做過宋國大夫,但是,與孔子去謀個官做不同的是,他帶領弟子周遊列國的目的是去阻止戰爭,保護小國不被大國滅掉,不僅用強大的理念說服對方,還為被侵略一方提供防守裝置與武器,甚至親自帶領弟子參加保衛戰。墨家上下,齊心協力,瞄準事做,根本不在乎級別。“故背周道而行夏政”。
墨子的學問才可以稱得上真正的學科。墨子的哲學建樹,以認識論和邏輯學最為突出,其貢獻是先秦其他諸子所無法企及的。墨子的邏輯學墨辯、印度的因明學與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邏輯,並稱世界三大古典邏輯。他比較自覺地、大量地運用了邏輯推論的方法,以建立或論證自己的政治、倫理思想。
他還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辯、類、故等邏輯概念。並要求將辯作為一種專門知識來學習。墨子的“辯”雖然統指辯論技術,但卻是建立在知類(事物之類)明故(根據、理由)基礎上的,因而屬於邏輯類推或論證的範疇。墨子所說的“三表”既是言談的思想標準,也包含有推理論證的因素。墨家滅絕,導致中國二千多年時間裡缺乏邏輯學,只會頂著聖人的頭銜,學著聖人之言,不會表達,不會講理。可以說是中國人的悲哀。
墨子的認識論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十分有效的認識論。怎樣判定一個事理的正確性?他以“耳目之實”的直接感覺經驗為認識的唯一來源,他認為,判斷事物的有與無,不能憑個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聽到的為依據。墨子從這一樸素唯物主義經驗論出發,提出了檢驗認識真偽的標準,即三表:“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所說的“說知”,包含有推理、考證的意思,指由推論而得到的知識。他特別強調“聞所不知若已知,則兩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識去推知未知的知識。如已知火是熱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熱的;圓可用圓規畫出,推知所有的圓都可用圓規度量。由此可見,墨子的聞知和說知不是消極簡單地承受,而是蘊涵著積極的進取精神。
除聞知和說知外,墨子非常重視親知,這也是墨子與先秦其他諸子的一個重大不同之處。墨子所說的親知,乃是自身親歷所得到的知識。他把親知的過程分為“慮”、“接”、“明”三個步驟。
“慮”是人的認識能力求知的狀態,即生心動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僅僅思慮卻未必能得到知識,譬如張眼睨視外物,未必能認識到外物的真象。
因而要“接”知,讓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去與外物相接觸,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質和形狀。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識,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觀知識,且有些事物,如時間,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識還是初步的,不完全的,還必須把得到的知識加以綜合、整理、分析和推論,方能達到“明”知的境界。總之,墨子把知識來源的三個方面有機地聯絡在一起,在認識論領域中獨樹一幟。
另外,墨子還在數學、幾何、物理、光學、聲學、機械製造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與貢獻,即使在當時整個人類社會都是比較先進的。但是,這些在現實生活中非常有實用價值的科學技術,在孔子儒家看來,只是器具的層面,即孔子所謂的“君子不器”,在儒術獨尊之後,自然是被社會歧視的物件。
墨子之所以會滅絕,其實正是儒法結合的結果,儒家滿口仁義道德,法家講究陰謀、陽謀控制術。這些東西都與墨家思想格格不入。無論政治思想,制度設定,核心價值觀,還是研究的範圍,墨家的思想都遠遠超出了當時的諸子百家。老子的《道德經》雖然玄之又玄,高深莫測,但是僅限於少數極有智慧的人之間的高談闊論之用。形成不了制度,更無法與社會現實結合,產生實效。墨子的思想,是中國宗教的萌芽,真正哲學中的邏輯學與認識論的創始人,也是中國最早的民主政治的開端,還是中國科學技術的始祖。如果不因為西漢漢武帝、董仲舒之間搞官學勾結,弄出一個摧毀中華文明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墨家不可能在自由競爭中失敗。可以這樣說,正是中國的皇權政治與儒家文化勾結扼殺了中國的好思想——墨家思想。
兩人交談之間已經到了牙子嶺,李毅環顧了一番周圍,並沒有看到一個人影。
“令師在何處?”李毅開口問道。
“我師父心情不好就喜歡登高凌風,有種高處不勝寒的風範。他在那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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