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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中,朱銘沒打算再做實驗。 他發現如果降低沙土配比,加入木炭粉和鋸末,能讓蜂窩煤更易燃。如果鋸末輕微碳化,蜂窩煤就更好燒了。 但考慮到成本,通通放棄。 直接來簡單粗暴的更好,煤加泥土一樣能燒。還要什麼木炭粉?還要什麼鋸末? 煤80,泥20,這是最佳比例,燒得久也容易點燃。 泥土沒有別的選擇,開封附近多為黃壤土。而且,並非適合做蜂窩煤的黏性黃壤土,是那種黏性稍弱的沙質黃壤土。只能說,可以用。 “相公,家裡有客人等你,正在聽陳先生講學。”白勝接過韁繩,牽著馬兒進去。 朱銘問道“士子?” 白勝說道“姓車,自稱是炭行行首。我把家裡的炭爐和炭球,全都搬屋裡藏起來了,沒讓他看見。” “做得好。”朱銘誇讚道。 白崇彥和閔子順,依舊在看書備考,關試已確定在下月初二舉行。 朱銘得罪了蔡京,蔡黨又掌控吏部。 即便他們考試合格,估計也會遭受打壓,扔去窮鄉僻壤幾年別想挪窩。 朱銘必然連累朋友,也不知該如何安慰。 卻見陳淵坐在廊下,給一個商人講道“石炭司與官辦場,違背了方矩之論。你們炭行難以畫方,只得尋求罷市,這是對的,無可厚非。” 商人高興道“在學問上,俺們也佔理?” 陳淵點頭“自然佔理。天道無非人道,仁者愛人,商賈也是人,朝廷當以仁政待之。” 商人問道“可那些相公們,卻說商賈是奸猾之徒,朝廷也說咱是工商雜類。” 陳淵反問“商賈之中,多奸猾之輩,難道不是真的嗎?” 商人對此無法辯駁,因為這屬於事實,只能比爛道“商賈多奸猾,難道讀書人就不奸猾?朝堂上那些相公,有幾個不奸猾的?” 陳淵說道“若想不被鄙夷,商賈應當生財有道。須謹記,是生才有道,非生財有術。道與術,道為先,術在後。君乃炭行行首,若無官府盤剝,爾等就不會囤積居奇、哄抬市價嗎?” 商人說道“自然不會,炭行也是有規矩的。” 陳淵微笑“既如此虛偽,閣下也不必聽我廢話了。告辭。” “先生莫走,”商人連忙攔住,“俺喜歡聽先生講大道理。” 陳淵說道“商賈的壞名聲,並非讀書人強加的,而是千百年來,你們自己給自己戴的帽子。汝可知,南方有儒商?” 商人搖頭“不知。”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讀書人的泛濫,從北宋中期開始,就有越來越多的落榜士子經商。 其中一部分,將儒道與商道結合,自稱為“儒商”。他們奉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將儒家“義利之辨”融入商業活動,不管私底下如何,至少表面上無可指摘。 而王安石的新學,對“儒商”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陳淵說道“儒家有義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是《論語》裡的句子,閣下想必早就讀過。但君子可以言利嗎?可也。君子當以義理財……” 以義理財,是王安石的觀點。 最近一段時間,為了能在京城講學,陳淵重新翻開王安石的文章。 以前他讀王安石,帶著批判的眼光,純以洛學門人的角度出發。 如今再讀王安石,則以吸收為目的,摘取新學的可用內容,把“道用學”包裝成新學拿去推廣。 讀書角度不同,觀感就大不一樣。 陳淵發現,王安石的義利之辨,大部分可以給道用論做註腳。 要談義利,先談人性。 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觀點,直追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他認為天性無所謂善惡,既不善,也不惡,純靠後天學習。 繼而,又說義與利並不對立,而是可以統一的。 公利便是大義,為國理財談的是利,其結果卻是義。還說“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 又說楊朱只知利己是不義,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結合才是仁義。 陳淵最近還在繼續寫文章,“義利篇”就快寫完了,大量引用王安石的觀點。 但有一樣,陳淵不支援王安石。 他認為“義在利之先”,而王安石認為“利在義之先”。 王安石太過激進,說人有常性、長壽、常產,又不受騷擾盤剝,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沒有安定的物質生活,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沒有好的道德社會就會動亂。 可以簡單的概括為窮逼沒資格談義!窮逼別來扯道德!朝廷必須把窮逼變少,再透過道德教化,君子才能變多,社會才會安穩。 這個觀點,讓陳淵感到極度不適。 君子固窮還講不講? 這位商賈,下午就來拜訪朱銘,一直聽陳淵講了三個小時。 最後他作揖道“先生真乃大儒,俺有一子,在府學讀書,不知能否拜於先生門下?” “可以,”陳淵微笑道,“別的商賈子弟,也儘可來求學。”本小章還未完,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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