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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的結果,胡思義確實有嚴重的經濟問題,光有據可查的數目就就達五百多萬。其中三百多萬說不清去向,任檢察官怎麼追問,他都一口咬定是自己一個人化掉的。
檢察院去查抄他的家,只抄到一百多萬。問他還有兩百多萬在哪裡?他說化掉了。化在什麼地方?他說來說去前後矛盾,最後乾脆什麼也不說了。
檢察官最後又想到了薛紅星這個頂頭上司。把他叫去談話,讓他說清與胡思義的關係。他身正不怕影子歪,理直氣壯地說:“我跟他只是一般的上下級關係,沒有特殊交往。”
檢察官沒有什麼證據,談了一次話就罷了。沒想到過了一段時間,檢察官又將他找去。
掌握了什麼證據一樣,態度強硬地追問:“在工程建設過程中,胡思義有沒有到你家裡去過?”
薛紅星一愣,說:“他總共到我家去過兩次。但在實驗小學建設期間,他來過一次。”
“幹什麼?”
“給我送一套高檔西裝。”
“還有呢?”
“沒有了。”
“就一次嗎?”
“就一次。”
“不對,他不只去過你家一次。”檢察官提醒他說,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
薛紅星吃了一驚,知道內部又有人搗了鬼。在實驗小學建設期間,胡思義是到過他家兩次。另一次是來給他送錢的,二十萬元,可他沒要,還嚴厲批評了他:“你要死了,這麼多錢是從哪裡來的?”
胡思義驚慌地說:“楊老闆給的回扣,我一個人不敢拿,我想,還是大家都分一點好。”
薛紅星警告他說:“你不要昏了頭,趕快還回去,不要把我們都害了。”
胡思義不肯拿回去:
“楊老闆中了這個標,一下子能賺上千萬,不在乎這區區幾十萬,不要白不要。只要我不說,就……”
薛紅星臉一拉說:“你想讓我進監牢,就把錢放這兒。要是讓我太太平平地過日子,就拿回去。”
胡思義這才難堪地將錢拿了回去。薛紅星本不想將這事說出來,怕說了對胡思義不好,也怕引起檢察官更大的懷疑。他們知道了,就不得不說了。
一說,檢察官真的更加懷疑他了,沒完沒了的訊問他,調查他。把他搞得比上次的影響還壞。市裡到處議論紛紛,謠言四起,各式各樣的說法都有。
但任他們怎麼查,最後還是沒有查出任何確鑿的證據,只好又不了了之。幾個月後,胡思義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實驗小學的廉政風波才算暫時平息了下來。其它人一個也沒有查出來,胡思義默默地承擔了一切!
薛紅星懸著的心終於落了地。但他儘管知道自己沒有經濟問題,心裡卻總是不踏實,怕被陷進說不清道不明的泥沼而無力自拔。最讓他隱隱擔心的是,這事其實還沒完。
在實驗小學建設期間,胡思義與朱文亮和郝書記交往密切,許多事情都是越過他直接向朱文亮和郝書記請示的。這中間肯定有見不得人的勾當。如果有,朱文亮和郝書記就要設法找替罪羊,就要千方百計嫁禍於人,搬掉所有可能影響他政治前途的絆腳石。而他是這個專案的主管領導和最直接的見證人,就會首當其衝。
原來朱文亮讓他具體管這件事,他躲在背後不出場,真的還是讓他當替罪羊。其實,這很可能就是他要把薛紅星整倒的一個計謀和手段:借他人之手,把他整下去。他當時想到了這一點,卻沒有堅持不去,而再次當了出頭鳥。現在不僅周市長把矛頭直接對準了他,郝書記也對他懷著防範和戒備心理,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朱文亮更是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他先是在局黨組會議上借批判胡思義的名義,含沙射影地批評他,然後在教育系統大大小小的會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說這件事,再次把他推到了冤屈臺上。
薛紅星正準備採取對策,跟他進行交涉,卻已經來不及了。這天上午,他上班不久,就突然有三個穿便衣的人,神秘地走進了他的辦公室。其中一個人他認識,是市檢察院檢察一科的施科長。
他抬頭見他們走進來,心頭就不禁一緊。他趕緊站起來請坐,遞煙,給他們泡茶。然後重新坐回椅子上,有些緊張地等待他們開口。他的腦子裡則迅速翻騰起來:出了什麼事?他們來幹什麼?是不是來調查下面什麼人?
嗯,肯定又是下面哪個校長或者負責基建的人出事了。這兩年,教育系統已經倒了十多名幹部了,你作為基建方面的負責人,確實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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