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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比利時為例,胡適也表達了不同的看法。當時比利時的兩個城市,魯汶(Louvain)因抵抗而城池殘破、人民遭殃;首都布魯塞爾(Brussels)則聽勸於美國公使,未與德軍抵抗,因而城池保全,人民免難。胡適反對效法抵抗的比利時,“螳臂當車、以卵擊石決不是英雄主義!更何況比國當時也不曾料想有今日之慘敗。”就其抵抗而言,他們自以為城市固若金湯,有恃無恐,同時又有英法為後援,為了榮譽孤注一擲,結果導致全盤傾覆。“試問,這是真正的勇敢嗎?這是真正的英雄氣概嗎?”以比利時為覆轍,胡適的態度是“為這種英雄主義之‘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犧牲,值得嗎?”(同上)

如果在胡適身上找英雄主義,肯定找錯了地方。胡適是個冷靜的實用主義者,往往是從功利和實用的角度盱衡問題,這時他雖然還在康大,還沒有拜到杜威門下,但,對杜威那一套有點無師自通了。同時,英國邊沁、密爾的功利主義尤其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對胡適影響甚深,所以他會很自覺地反對挺戰聲浪。從當時的情形看,胡適這樣做很不討巧,甚至危險,因為北美留學生的戰爭呼聲是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而中國的事在評價上往往又以道義為裁斷。“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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