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歷史的由頭——所謂時機還不成熟——把它儘可能推諸歷史的以後。

儘管用意不同，但，在知識學上，胡適和上述觀點卻可以互相支援。那麼，這裡就有必要釐清人權到底是“天賦”的，還是“歷史”的。由於筆者在其他場合言及這個問題，這裡不妨抄下來：

權利是複數（rights），它可以包括很多子項。在一級劃分的意義上，人的權利有兩種，先天的和後天的，即“自然權利”和“契約權利”。前者是根據自然需要所產生的，它具有天賦性，比如人的生命權利、生存權利、人身權利、言論信仰的權利、遷徙權利以及因維持生存而形成的財產權利等，這些都屬於“自然權利”，或者是自然權利的直接延伸。所謂“契約權利”是在人類社會中形成的，它不是先天的而是後天的，不是來自自然，而是來自人與人之間的契約。比如“民主”，作為民主社會中公民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就不具有自然性，它是人類社會中的一種公共約定。人類的這兩種權利構成了人類社會生活的複式結構，它由兩個領域相銜而成，“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自然權利因應於社會生活中的私人領域，“契約權利”（更準確的說法則應是“政治權利”）則因應於社會生活中的公共領域。在比較的意義上，可以把一個人在“私人領域”中的權利視為“私權”，同樣，這個人在“公共領域”中的權利則屬於“公權”。

八　“天賦人權說之沿革”（2）

據其上，我們的很多權利都是自然饋贈，胡適的毛病在於“一概而論”。面對人權這樣一份“權利選單”，其中諸多專案，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一鍋端”，不能“一刀切。投票的自由固然不是天賦的，但，一個人的說話自由難道不是天賦的嗎？否認這一點，將陷入尷尬，權利不是天賦即人賦，這豈不是說“說話”還要人批准？人生來便說話自由，不然，自然給人一張嘴幹什麼。我們曾經有過這樣一種聲音“要讓人說話嘛”，一個“讓”字好像成了恩典，但前提是，你已經沒有了說話的自由，甚至連不說話的自由都沒有了。因此，要說“人造”的話，胡適先生，說話的權利肯定不是“人造”的，對這種權利的剝奪才是“人造”的。

九“第一次訪女生宿舍”（1）

1914，胡適在康乃爾大學讀滿四年，即將舉行畢業典禮了。

畢業前夕，胡適於某日晚間去了趟女生宿舍，用胡適自己的話“今夜始往訪一女子”，“往訪”不奇怪，有點奇怪的是這個“始”。原來，四年康大讀下來，胡適“所識大學女生無算”，但卻沒有去過一次“Sage　College（女子宿舍）。對此，胡適平時尚有所自誇，但這次回來之後，卻整個改變了看法。當晚，胡適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拔筆寫了篇不算短的日記。日記中沒有敘述去女子宿舍的經過原委，也沒有青年男女間可能會有的綺麗，有的卻是一番冷靜的自述與反思：述其自小如何在女性中長大，反省來美后自己身上發生的種種變化。洋洋一篇“靜夜思”，時在1914年的6月8日，一個初夏的日子。

王國維說南唐後主李煜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這是他為人君之所短，而為詞人之所長。胡適呢，有類李煜處，雖無深宮所生，卻長婦人之手。日記中的胡適回顧了自己幼時所受的母教，“每日黎明，吾母即令起坐，每為餘道吾父行實，勉以毋忝所生。”不獨母親關切，胡適的兄弟姊妹中大姊不僅賢惠多才，也很喜歡胡適，胡適上海讀書回家時，去見大姊，經常能談到半夜。另外，除了胡適的外祖母也喜歡胡適，他母親的兩個妹妹亦視胡適為己出。胡適被婦人包圍了，因此，他說自己“少時不與諸兒伍”，結果呢，“吾久處婦人社會，故十三歲出門乃怯恇如婦人女子，見人則面紅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問則答一二言而已。”這種情況直至胡適到上海讀書後才有改觀，到澄衷學堂第二年，已經能結會演說，是為投身社會之始。等到進入中國公學，同學中都是比胡適大的人，經歷思想都遠較胡適成熟，和他們相處，於世故人情都有所得。至此，胡適認為自己前時受婦人影響才“脫除幾盡”。自1904年離家讀書，到今天1914年康乃爾即將畢業，十年之間，胡適不曾與賢婦人交際，即使在美國，認識的也多是些中年以上的婦人，於青年女子社會，“乃幾裹足不敢入也”。對此，胡適有所自反：“其結果遂令餘成一社會中人，深於世故，思想頗銳，而未嘗不用權術，天真未全漓，而無高尚純潔之思想，亦無靈敏之感情。吾十年之進境，蓋全偏於智識（Intellect）一方面，而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