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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張愛玲這篇隨筆的題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
然而《皂隸、清客與來者》叫我們知道，胡蘭成評張愛玲，還在傅雷之前，早了兩個月。而張愛玲的《自己的文章》，與其說是回應“迅雨”的評論，毋寧說是對胡蘭成說“不”，且看：
第九章 與子相悅（2）
“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戰爭與革命，由於事件本身的性質，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援更迫切。而描寫戰爭與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敗在技術的成分大於藝術的成分。和戀愛的放恣相比，戰爭是被驅使的，而革命則有時候多少有點強迫自己。真的革命與革命的戰爭，在情調上我想應當和戀愛是近親，和戀愛一樣是放恣地滲透於人生的全面，而對於自己是和諧。”
這裡特地將“時代的紀念碑”標了雙引號，因為是明明白白地套用了胡蘭成的字眼並予以反駁，並非對準傅雷，也沒有“不很禮貌”的意思，更非“遠兜遠轉”，依我說倒是頗為“直截了當”、“理直氣壯”的。
而且這篇文章發表於《新東方》1944年5月，從時間和媒介上也更合乎情理——是看了三月《新東方》胡蘭成的《皂隸、清客與來者》做出的反應。如果是回覆傅雷，大可在《永珍》上予以回覆，總不成柯靈不給她說話吧？
至於題目叫做《自己的文章》，也未必是因為柯靈所說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倒有可能是同蘇青開的一個玩笑，因為蘇青早在1943年10月已於《風雨談》第六期發表過一篇《自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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