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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熱心的評論家們太多的關注,大家的文化養成差別很大,難得共鳴。我知道自己比諸位尋根者早已走了多麼遠,比諸位探索者早已掘進了多麼深。
我一直有著自己的驕傲。作為農民的兒子與孫子,作為從農村出來的一名作家,我不需要尋根。我幾乎天然地具備鄉下人的眼光和立場,中國立場。我沒有那樣偉大――代聖賢立言,但我如此自豪――我在努力替代失語的農民發出聲音。
我甚至大放過類似的厥詞:在當代號稱書寫農村題材的小說家裡,對農村的瞭解,對農民的認識,對鄉土文明的感知、對民俗文化的吸納,無有出張石山其人之右者!
當老天突然落雨,城裡人會奔忙躲雨,有的發出惱火的詛咒。這,很正常。然而,我不會。我會下意識地掐算農時節令,看看這場雨水對墒情好不好、對莊稼有無作用。
當我們巷子口外的集貿市場上糧食和蔬菜漲價的時候,市民們、下崗職工們、包括作家們,非常可能不高興。這,也很正常。然而,我不會不高興,而恰恰是特別高興。我知道,糧價菜價始終太低;多少漲價一些,絕大部分利潤也會被中間販子賺取。但我還是高興,為種糧種菜的老農老圃高興。在我們的工資裡,才拿出多麼少的幾分錢來應付蔬菜漲價的呀!不嫌蔬菜昂貴、反嫌蔬菜便宜,人們也許要說我有病。我對自己能有這樣的病、這樣有病,幾分得計、幾分快意。
三農問題呼喊出來之前多少年,我早已在各種場合大聲疾呼過了;三農問題終於提出,我不愛湊熱鬧,但這個熱鬧我立即湊了上去。
《兄弟如手足》,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進入了我的創作過程。
我省著名評論家李國濤先生,曾經專章著文評價過我的整個小說創作。他有一句我認為幾乎是至高無上的結論式的評價:在山西文壇、在中國文壇,“得趙樹理真傳者,張石山一人而已。”
感謝胡適先生一代學人,開白話文學之先河,割劃時代,功高千古。普通識字者,能夠幸福地看書寫字。敬佩趙樹理先生一代作家,實踐白話寫作、倡導大眾文學不遺餘力,一般認字人,能夠勝任愉快看小說、甚至能夠率爾操觚寫小說。
趙樹理先生我不曾見過他的面,但閱讀過不少他的小說作品。我的小說創作當然有所師承,中國古典、中國戲劇、民間話語等等,皆有吸納。早年閱讀趙樹理先生作品的經歷,當然也有形無形影響過我。但是,除了語言風格,除了他的白描,他的幽默智慧之外,我覺得自己師承這位不曾謀面的老先生最多的,不是小說寫法之類,而恰恰是他的人格,是他的對農村和農民的之死靡它的關注。
後記:手足的關注(2)
一些老作家,得了大宗稿費去繳納黨費,這,當然相當無私高尚,無可厚非。而我們的趙樹理先生卻把大宗稿費無條件饋贈給他的家鄉農村農民,有如烏鴉反哺。這,我以為更加無私,更加高尚。
趙樹理把自己的小說,稱為“問題小說”;他不僅希望自己的小說通俗易懂,而且希望它們能夠發揮匡扶正義、革除時弊的作用。然而,小說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毛澤東曾經嚴厲指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老人家是太高抬小說了。小說哪裡能夠反黨,正如它哪裡能夠濟世救民。所以,當大躍進人民公社一味胡鬧,搞得農村烏煙瘴氣、農業幾近崩潰、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趙樹理明白:寫作什麼問題小說早已來不及呼喊問題、引發療救的注意了。他毅然向中央上了萬言書。
――與之同時,我們的彭德懷元帥在廬山發難,同樣為農民大聲疾呼,上了萬言書。那位湖南農民的兒子,與這個山西農民的兒子,一文一武,不約而同捨出身家性命,冒死犯險,逆鱗直諫。巧合的是,或者說自然而然的是:當趙樹理的開山之作《小二黑結婚》在根據地得不到認可的時節,是彭德懷元帥,是那個慣會打仗的彭大將軍,看中了趙樹理的這部非同尋常的小說作品,斷然舉薦,使之有如石破天驚,一飛沖天。
當今時代,早已換了人間。我們欲要為農民說幾句話,欲要呼喊一番三農問題,即便說的不很客觀準確、喊得不很文明雅馴,已經不用害怕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去北大荒勞改,去秦城監獄住單間號子。我難道不應該趁此大好機遇,發揮我的職業優勢,為農村農民、為打工族們做點什麼呼籲點什麼嗎?
《兄弟如手足》,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了我的書寫過程。
所以強調“兄弟、手足”這兩個字眼詞彙,我當然不是率意而為。工人和農民,城裡人和鄉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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