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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是四分五裂的戰國時期,大量流浪的武士,加入了中國海盜行列,每每南方海盜洗劫州縣,都以“倭寇”的名義。再後來,豐成秀吉的日本西軍,與大明在朝鮮打了一仗,雙方的關係徹底的惡化。德川幕府成立以後,一直希望找機會恢復外交和番薯國地位,但是大明遲遲沒有同意。
事實上,也正是因為日本在明朝時期,與中國斷絕了藩屬國關係。清朝,中日雙方更無官方聯絡。長此以往,日本就像一個被主人拋棄的狗,身體健壯起來後,越發對於前主人拋棄自己心懷恨意。這種被拋棄的恨意,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侵略意識。
如果繼續維持宗主和藩屬之間的關係,長期而言,日本會馴化一些。
接到飽滿了訂單,明軍準備返航了。
這一次,對於日本的貿易,可賺足了利潤。僅透過傾銷軍火,和接受幕府邀請進行出兵助剿,總計賺取了大約150萬兩的收入。除去軍費的成本之外,大約純賺70萬兩的利潤。
除此之外,普通商品的傾銷,也賺到了100萬兩的利潤。
這些利潤中,一部分在日本用於採購木材、棉花、糧食、銅等等物資。限於艦隊的運輸能力,絕大部分的利潤,還是以現金的方式運回天津。
比如木材達到5萬根,每根木材僅三四兩銀子,大多數皆是幕府派人去北海道荒島上,令當地的土人在原始老林中砍伐。
日本的棉花采購價,每斤也僅30文錢左右,僅耗費了6萬兩銀子,便採購了200萬斤棉花。這些棉花,足以製造65萬匹棉布,而65萬匹棉布,按照皇家紡織公司的最新出廠價,也是價值20萬兩銀子。如果按照日本境內棉布的銷售價格,則是價值200萬兩銀子。
至於糧食,也運輸了3萬石。這已經是天津的許多船隊的傳統了,無論是官方的船隊,還是普通的商船。只要是天津境內的登記的船隻,外出做生意,總是隨船運輸一些糧食迴天津。糧食,可以用於繳納關稅,也可以賣給天津特區的糧庫。
天津特區將“廣積糧”納入了長期的政策中。因為,只有確保天津特區,糧食庫存永遠處於增長狀態,才能夠穩定人心,讓人們更放心的從事工商業。
至於銅,對於這個年代的亞洲國家而言,和金子、銀子差別不大。尤其是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緬甸等地,一般都是以銅錢作為硬通貨幣。在唐宋時期,這些周邊國家,因為制錢工藝不過關,主要是透過進口中國的銅錢,用於自身的貿易。而到了明朝中期後,各國一般已經習慣用自己的制錢。
而崇禎年間,大明境內的私錢氾濫,大量劣質銅錢在大明境內流通。以至於,崇禎通寶,等於是劣錢的象徵。前朝鑄造的銅錢,1000枚銅錢可以換1兩銀子。崇禎年間的一些粗製濫造的銅錢,3000個銅錢才換一兩銀子。
雖然,銅錢有所貶值,但是依然是作為錢,被民間承認的。
鄭芝豹等人返回天津後,此行的報告文書,也遞交到肖圖白手中。報告文書,是從底層士兵們對於日本北九州之亂的印象,再綜合鄭芝豹、吳三桂、將道子等等軍官的見解,綜合彙整合一部字數超過五萬字的報告。
報告中,調研了日本的民風、軍力、經濟等等各方面的資訊。並且,對於日本九州,以及日本列島的局勢演變,給予了大膽的預測。
“你是說,日本的九州島,還將會持續的動亂?”肖圖白召見了吳三桂。
大膽提出,日本北九州島將會持久的動亂,這些觀點主要是吳三桂提供。原本吳三桂是保守主義者,但是過去軍旅生涯的經歷,使得他對於日本九州島的幕府軍隊和領主私軍之間的貌合神離,有著清晰的認識。
“是的!我看日本的島原之亂,並不僅是因為天主教徒們不滿。而且,南九州的日本大名,也與幕府政權貌合神離。我發現日本境內與我大明的體制並不一樣,幕府政權透過架空日本天皇,成為實際的統治者。但是,由於保留了天皇的制度,令日本的幕府統治,有點名不正言不順。除了保留了天皇制度,給幕府留下隱患之外。德川幕府更短視的是,並沒有真正徹底的進行削藩!以至於,整個日本僅有三分之一的幕府‘天領’是直接歸屬於幕府政權的統領,這部分的領土,相當於實現了郡縣制。而剩下的三分之二的領土,則繼續由藩主大名們統領,這些藩主們擁有世襲的權利,每年僅需要向幕府上供一些賦稅即可,但是那些大名的領地中,自成一國,軍隊、官府、稅收全部是領主的私人的內政。這樣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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