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回首月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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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功制度的問題，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最普遍存在”世卿世祿”制度。國家在選拔人才，包括軍事將領時，實行”親親尊尊”路線，主要在奴隸主貴族中選取。平日村社各級首領，戰時也就是各級軍官。戰場上軍功一錄於村社首領名下，普通士兵無論在戰爭中立下多大功勞都被看作是因村社土地關係而產生的義務，軍功不會改變他們的社會地位。。

卿是大夫一種，是“封建階級”（可以理解為封建階差，階級這個詞已經是鵲佔鳩巢。）的一種。

晏子說“唯卿為大夫“。卿是高階的大夫，在《周禮》中只安排了六個卿的位置。如果卿位世襲那就會出現很多卿，所以卿必定不世襲。但是作為大夫的爵位卻是世襲的。

張蔭麟《中國史綱》“大夫的地位是世襲的，卿的地位卻照例不是世襲的，雖然也有累世為卿的巨室。

卿凸顯於大夫是因為只有卿才可以執政，金文有卿事寮，左傳有卿士。

《周禮》的六卿，都說明執政要具有卿的身份的必要性。古代大約是貴族分權制，國君需要與貴族共同執掌權力，所以才會出現卿的設定。

在出掌政權之前，透過冊命的方式，提高大夫的地位，使之高於一般的大夫，從而可以體制上與封建的等級合拍。卿不世襲，但是如果為卿，一般可以擁有采邑，而這個采邑是世襲的。

世卿是春秋特有的想象，比如魯之三桓，晉之六卿，都是大家累世為卿，這是因為王綱解鈕，權力下移，執政的卿把持政權才出現的情況，是春秋的亂制，不是常有的現象。所以不存在世卿制度，只有世卿現象。

到了春秋末期，各國變法不斷，而其中以魏國變法最早，提出”食有勞而祿有功”，不再以”親、故”而以”功勞”作為賞賜的標準，實際上已經具有了軍功爵制的性質。吳起在楚變法，”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絕減百吏之祿秩”，然後用所收減的爵祿”以奉選練之士”，也具有軍功爵制的特點。秦是推行軍功爵制最徹底的國家，秦的軍功爵制最典型，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也最大。

秦的軍功爵制主要包括兩項內容：其一，”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這就是說凡立有軍功者，不問出身門第、階級和階層，都可以享受爵祿。軍功是接受爵祿賞賜的最必要條件。其二，”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這是取消宗室貴族所享有的世襲特權，他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僅憑血緣關係，即”屬籍”，就可以獲得高官厚祿和爵位封邑。

這項規定，造成了戰國時”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的時代特點。軍功爵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顯示了勃勃生機。

在變法運動的推動下，趙、燕、韓、齊等國也實行了新的任官制度。如：趙孝成王依據趙襄子時代”功大者身尊”的法規，下令對降趙的韓上黨守馮亭等“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

在燕國，實行了”公子無功不當封”。樂毅破齊有功後，“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昌國君”。並以上功、中功、下功、無功來區別賞賜的等差。

在韓國，申不害創立了一套”循功勞，視次第”的任官制度，規定”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

在齊國，齊威王也選賢任能，因功授官，封賞功效卓著的即墨大夫，烹殺逢迎取譽的阿大夫。趙、燕、韓、齊實行的這套新制度，也就是新的軍功爵制的不同表現形式。

而在諸多的變法中，秦國算是最徹底的，秦國施行的軍功爵制，在賞賜爵秩的原則上還有較嚴格的限制。

其原則之一，是”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韓非子&#8226；定法》說，商鞅制定的秦法是：凡戰士能斬得敵人一顆首級，就可以獲得爵位一級及與之相應的田宅、庶子，也可以做官。斬殺的敵人首級越多，獲得的爵位越高。如果能斬敵人首級五顆，還可以役使隸臣五家。總之，軍功的大小決定著將士”尊卑爵秩等級”的高低。

其原則之二，是爵位高者賞賜重，爵位低者賞賜輕，對士兵的獎賞低於軍官。依秦制，劃分爵位為二十級，從一級公士到二十級徹侯。軍隊在攻城圍邑時如能斬殺敵人八千以上，野戰時如能斬殺敵人二千以上，就是全功。凡立全功的部隊，就對全軍進行賞賜，而賞格依五大夫（九級）為分界，劃分為兩類，對五大夫以上的高爵賞賜重，在正常的官爵升遷之外還有”賜邑”、”賜稅”、”稅邑”等。而對五大夫以下的低爵，則只賞賜官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