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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著寧靜的大漠,楊崢重重的吐了口氣,先前他所說的完善祖宗規矩,並非是一句毫無根據的事情,事實上自洪武以來,女真人、蒙古人等關外民族由於其生活苦寒開始南下,與新建立的漢民族政權接觸,從此開始了明朝政府與這些南下少數民族的關係史。在對於這些民族的政策態度上,明朝政府採取了極其寬大的方式、以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寬厚仁和,接納安置了他們。明政府給予他們的待遇,甚至遠遠高於對漢族百姓的待遇,如朱元璋撰《皇明祖訓》,告誡子孫勿濫興兵,以及對真正的“蠻夷”的防備,並列出幾個不徵之國: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我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防之。今將不徵諸夷之國名開列於後:朝鮮、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暹羅、真臘等。
鄭和下西洋後其中有三位國王在率團訪問期間在中國病逝,而他們是如此地欽慕中國,在遺囑中竟都表示要將自己葬於此。明政府尊重他們的選擇,按照親王的禮儀厚葬了他們。這鮮明地顯示了當時中華文明在世界上的巨大吸引力,及當時中國人對外國人友善而非蔑視。
在大明境內,則是優待安置,供給賞賜,有求必應,開國之初,便有不少衣衫襤褸、充滿渴望的歸附的蒙古人蜂擁進大明。
其次,自由來去,對於南下歸附的少數民族,明政府還讓其自由來去。漢人無政府文書出境就是重罪,而女真韃靼出境卻是自由往來,比漢人自由得多得多。給予了最大的自由度,即便現在也不多見。第三稅賦俱輕,據萬曆三十五年所載遼東巡按肖淳的條陳:“建州毛憐等衛夷人降附,安置安樂、自在二州者,名曰達官……至於自在、安樂二州達官,初謂其犬羊就柙,獷悍猶存,故不差不糧,亦不委任以事。”也就是說,女真人在中國享受超國民待遇。
第四,設立互市——設立互市,只使明朝小程度地減少邊境騷亂的發生,卻極大解決了南下歸附者的日常生活需要,隆慶六年七月辛丑“海西、建州諸夷衣食皆易自內地”,而且還有避免天災損失的作用。
第五,授官世襲——永樂十三年十月壬辰:“吉里河衛女直牙失答奏,願居遼東東寧衛,命為指揮僉事。”景泰二年九月戊戌:“海西亦馬剌衛故野人指揮僉事阿蘭哈子寫稱哥來歸,命襲指揮僉事,於遼東自在州安置支俸。”
等等類似記載亦是隨處可見。永樂十年六月“遼東建州衛指揮僉事李顯忠奏:塔溫新附人民缺食乞娠貸之。”明成祖對戶部官員說:“薄海內外,皆吾赤子,遠人歸化,尤宜存恤。其即遺人發粟娠之,毋令失所”;正統九年,建州衛都督僉事李滿住奏其衛從它地遷回的二百二十餘口人“甚是飢窘,乞加娠恤”。明英宗當即令戶部大臣“速令遼東都司一量撥糧米接濟”,永樂十年遼東都指揮同知巫凱奏,建州衛都指揮李裡等人“悉挈家就建州衛居住,歲乏食,上命發倉粟娠之”;正統五年建州左衛凡察等遷來蘇子河流域“家口糧食艱難”,明廷除令總兵官安插其與李滿住居住外,又令遼東鎮守總兵官“給糧接濟”;甚至到了明萬曆45年,因“上年水災,胡地尤甚,飢寒已極,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覓食……群胡逐日出來”,明廷仍及時給予娠濟,可以說終大明一朝,從朱元璋開始就坐著諸多努力,所取得效果也十分明顯,但最終的結果卻不盡人意,不得不讓人沮喪,楊崢在深入這個問題的時候,慢慢的發現,大明的統治者也不是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做出巨大的努力,甚至可以說很多方式即便是放在二十一世紀也是值得去效仿的,可在各方面近乎完美的大明朝卻忽略了一個最為關鍵的問題——經濟。
無論是朱元璋不厭其煩告誡子孫後代的祖宗規矩,還是朱棣留下西洋,還是朱家後世子孫不斷的救助,他們把大明該給的能給的都透過各種途徑傳播了出去,鑄銅藝術、瓷器藝術、漆器藝術、玉器雕刻、雕塑、建築、描繪、科舉、雜技、傀儡戲、皮影戲一樣都沒少,可在大明文化的薰陶下,帶給韃子更多的視覺上的享受,與對先祖輝煌戰績的懷念,反而激發了他們內心入住中原的念頭,從而燃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戰火,透過多次回顧與研究,楊崢才發現了一個最簡單而直接的道理,如果說中原是精神文明的話,那逃回大漠的蒙古韃子就是物質文明瞭,一個連鐵鍋都沒有,連一件好衣服都穿不上的民族,單靠強大的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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