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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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的初義，原是不同語言之間的對譯，現在也常用來指稱同種文字之間的古文今譯。只是兩者有著明顯區別：同種文字的古文今譯，主要用來克服古今異言的障礙。只含古今的時間因素，所以有時與注兼行而稱註譯或譯註；不同語種之間的對譯，則是兼含地域因素的。這裡所說的翻譯，指的是後者。

在我國，此類翻譯早在《周禮》中就已見記載。《周禮。秋官。司寇》有這麼一段文字：“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親和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意思是說，象胥是負責與周邊蠻夷、閩貉、戎狄之類藩國交往事務的官，他們要負責傳達王所說的話使周邊藩國明白，以此密切王和藩國的關係。如果有使者來到王國，就要做好有關禮儀的協調和語言的翻譯工作。

文中所說的“與其辭言傳之”。就是現在所說“翻譯”的意思了，“象胥”便是最早的翻譯官，“象”就是最早用來表示翻譯意思的術語。只是當時所翻譯的還只是周邊藩國的語言，其範圍大致與現在所說的少數民族和方言區相當。

那時除了“象胥”和“象”用於表示翻譯官和翻譯的意思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名稱，《禮記》有比較詳細的記載。《禮記。王制》說：“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達其志（表達他們的意思），通其欲（瞭解他們的想法），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di），北方曰譯。”這“寄”“象”“狄鞮”“譯”就是當時負責翻譯東、南、西、北四方民族語言的翻譯官名，也可作翻譯術語用。四者合稱的“象寄譯鞮”，也是用來指稱翻譯的，或省稱為“象寄”“象鞮”“象譯”“譯象”“譯鞮”等。

其中，以“象”和“譯”的使用面最廣，為當時通稱翻譯意思的主要術語，既特指對南方和北方民族語言的翻譯，也常用來通稱翻譯。和“象胥”一樣，翻譯官也有稱“譯胥”的，後來多稱“譯官”。“譯”原是“易”之音訓，賈公彥疏《周禮。秋官。序官》“北方曰譯”說：“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所以“譯”就是指語言轉換變易的活動。

我國有文字記載的翻譯，始於漢武帝通西域之後的佛經翻譯，即古印度梵語翻譯。然就文獻記載而言，目前所見最早的“翻譯”用例，是南朝梁慧皎《高僧傳。譯經下。佛馱什》的“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譯”。那時也有單用“翻”的，如北周庾信《奉和法筵應詔》的“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這“翻”就是“譯”，就是“翻譯”。

從佛學史看，第一個翻譯佛經的，是古印度高僧迦葉摩騰。他於漢明帝永平十年（67），與另一位印度僧人竺法蘭，應邀以白馬馱經來到洛陽，次年就在城西漢明帝新建的白馬寺，合譯《四十二章經》。這是漢譯佛經之始。這以後大約又有一百多位來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的學者，從事佛經翻譯，其中最著名的是來自龜茲（qiuci，漢西域國名，今新疆庫車一帶）的鳩摩羅什，他翻譯了《法華經》和《金剛經》等很重要的佛經。

一些本土西行求法的僧人，也有從事佛經翻譯的，最著名的是東晉法顯和大唐玄奘。法顯西行求法歷時十五年，在公元412年七十幾歲時帶回大批經典，從此潛心佛經翻譯。玄奘西天取經歷時十七年，於公元645年回到長安後也專事翻譯，共翻譯了佛經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為佛經翻譯史上的集大成者。

所以，“翻譯”一詞的形成，與古印度佛教關係密切。早期我國翻譯的主要內容，就是佛經。直至晚明西學東漸時，才開始較多地轉向歐洲的天文、幾何和醫學等新科技方面的翻譯。“五四”以後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興起，也是與翻譯密不可分的。

語言的由簡到繁社會生活的進化一般都是由簡到繁的，語言也就隨著越來越繁，這自然是文化發展帶來的變化。女孩子長到十六歲，就是年方“二八”。男人長到三十歲，說是到“而立”之年，到六十歲就稱“花甲”了。這都是因為念過書，書上是這樣寫的。形容美女寫的是：“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方便說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考試失敗說是：“名落孫山”。冒充的，說是：“濫竽充數”。見慣了，說是：“司空見慣”。自高自大稱“妄自尊大”，“夜郎自大”。婦女生孩子，生出男孩說是“弄璋”，生出女孩說是“弄瓦”（古時原始的紡錘叫瓦），這樣說法才顯得有文化、文雅。一般老百姓說話也同樣是越來越複雜。因為舊社會當兵的常欺壓老百姓，老百姓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