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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之見,不如臨危為都,歲月憂思,不敢鬆懈。長安貧瘠而臨羌胡,我漢不振則臨危難。昔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蓋如此言!”
南漢不同於兩漢,南漢興起於吳楚,加之為安撫士族,南漢有不小的冗官問題。且除冗官之外,南漢更要面臨北方強盛的鮮卑,以及關隴中遍佈的羌胡。
不僅於此,歷代開國皇帝無不是威望顯赫臨天下。即便是篡位的王朝,其依舊是君主治事。而南漢的政治生態畸形,在全歷史上獨一份,其由大臣主政,皇帝威望甚弱。
在這種主弱臣強,內憂外患的開局下,大漢選擇雒陽,非常容易因缺乏外部環境壓力,進而將會產生政治上的惡性事件。
今不論是為了解決鮮卑,還是說解決關隴胡化問題。在出於居安思危的考慮,大漢需要將憂患轉為動力,以保持君臣們齊心協力,朝著振興漢室昌盛的目標前進。
在霍峻看來,西漢能連續有七代優秀的統治者,不能單從玄學的角度上出發,更應從西漢初期面臨的內外環境下考慮。
如以呂雉為例,她雖大封呂姓族人,但她依舊是保持著劉邦時期的政策,對外與胡和親,忍受書信屈辱;對內輕傜薄賦,推行貨幣改革。
唐朝能維持強盛的國力,雖有雜糅胡風的因素,與早期內外環境也有關。突厥盤踞草原,朔方諸州淪為胡鄉;吐谷渾佔據青海,威脅涼隴諸州。若有不慎,關中則為戰場。
如以定都長安的漢唐為借鑑,兩國縱有高層發生政治動亂,或許因內憂外禍的問題,並未引起嚴重的大軍征伐事件。
封建社會時期,南漢政治生態畸形,唯有利用憂患意識,或許才能強大興盛。如以雒陽為都,因為天下之中的地理環境,君臣反而安逸了,一旦發生惡性的政治事件,其結果難以預測。
如以西晉為例子,不看其定都雒陽。在是否滅東吳的問題上,許多大臣從是否可平的角度上出發。然名臣山濤認為西晉可滅東吳,但卻不能滅東吳。
山濤之所以會有如此矛盾的想法,非他不忍見兵戈。而是山濤看出西晉王朝的問題,因是篡魏而建的王朝,故開國則有亡國之象。如大族橫行、冗官嚴重、奢靡大行、治吏鬆弛等。
故山濤認為天下唯有聖人,或許才能解決內外憂患問題。否則外患消失了,或許就有內憂產生。今西晉政治環境惡劣,不如留著東吳為憂患,時刻提醒西晉君臣。滅了東吳,反而不是件好事。
國家需要危機意識,今選霍峻力薦長安為都,則就看重了長安當下的環境,這才能激發南漢君臣的治國向上之心。
當然了,其中選長安為都,也有保持士兵戰鬥力的原因。南漢以吳楚的基本盤,因距離遙遠問題,之後選士兵不可能從南方去選。故而除了將精銳士卒遷到京畿之外,更要從周圍州郡去選拔。
關中羌胡眾多,繼而影響關西民風剽悍,南漢可以恢復兩漢舊制,選六郡良家子為卒,從而保障南漢日後計程車兵戰鬥力。
聽著霍峻闡述的選都大論,諸葛亮撫扇而嘆,說道:“孟子之言不假,國無患則亡。都雒陽,得四方之利,放馬歸山,文盛而武衰。季漢欲大興天下,唯居安而臨危難,令君臣日夜憂思,不敢忘國。”
“善!”
霍峻抿了口茶,笑道:“雒陽雖好,但嵩、邙不及殽函、終南之阻,澗、瀍、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關中據百二山河之險,內有千里沃土,外有四塞之關,得雄兵,有胡馬,足以威天下。”
常說自中漢以來,長安飽受戰事折磨,百姓凋敝,戶籍銳減。但關中地理環境在那,遷吳楚精兵與關東大族入關中,將極大充實關中人口,加以勵精圖治,僅需幾十年,關中將會繁榮起來。
隋唐時期的關隴為何突然興盛起來?
不是西魏、北周留著底子好,而是隋文帝為了大興長安,將大量關東人口移入關中,前前後後至少有二十幾萬人,否則關中安能大興?
諸葛亮有了主意,說道:“今北地、上郡、河西諸郡淪為胡鄉,朔方各郡被鮮卑所據。而今欲以關中為都,需重修關中四塞,整頓北疆防線,則識大略軍事者莫能為。”
“然也!”
諸葛亮露出狡黠之色,說道:“霍相國既欲以長安為都,今不如西行,為國營建長安城,督修北邊軍備。”
“嗯?”
霍峻頭冒問好,指著自己說道:“孤已將國事交於君,君安能命孤西進?”
諸葛亮撫扇而笑,說道:“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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