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皮件製作，經過漫長的路程輾轉到達法國。他們最初一般都在火車站附近落腳，一開始靠出賣勞力，或從小商小販做起，走街串巷賣一些雜貨、日用品。後來有了一定資本，就開始了開服裝店、餐館等行當。

由於數十年來各自謀生，溫州人雖部分集中在巴黎第3區的幾條批發街，卻“大隱於市”，法國社會幾乎沒感覺到這個移民團體的存在。

溫州人來歐洲真正的移民潮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由於有前面那些移民先驅的基礎，部分溫州人首先吃上了螃蟹，用各種方式來到了法國。

巴黎：歐洲溫州人的大本營（2）

首先是20世紀70年代末，一些溫州人在法國親戚的幫助下以探親移民的身份合法地進入法國。那個時候還沒有太多偷渡現象，而且當時中國對出國審批控制很嚴，因此移居法國的溫州人數量還很有限。

之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溫州地區移民海外的人數劇增，也創造了偷渡集團的“繁榮”商機。這個時期到達歐洲的溫州人絕大多數都是偷渡。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王春光博士曾組織課題組，對在巴黎的溫州人進行了專門研究，其成果論文《溫州人在巴黎——一種獨特的社會融合模式》引起較大反響。在課題研究過程中，曾重點訪談的70人中有46位是1980年後到法國，其中有34位都是偷渡來的，佔。

20世紀80年代，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十分低下，與當時的西歐相比，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歐洲的生活條件要遠遠高於中國國內。很多溫州人偷渡到了歐洲，打工賺錢，然後有很多人開始把他們的收入寄回國內，這讓他在國內的親屬還有相熟的人都知道了——原來在歐洲一個月能收入數千元錢。這對於當時的國人而言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是根本難以想象的。

成功人士的傳奇被頻頻傳回家鄉，流傳並放大，而偷渡的危險與創業的艱辛總被有意無意地淡化。這刺激了一批又一批年輕人的出國淘金夢，於是溫州人出國的高峰到來了。以溫州的七都鎮為例，鎮上現有人口不到9　000人，在海外卻有1．3萬人，其中在法國就有3　000人。

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出國掙錢，能夠養家餬口，改善自己的生活。

第一代的溫州移民非常艱苦。首先出國就要花掉10萬元左右，錢都是親戚湊的。第二，他們是沒有回頭路的，既然選擇了出來，就不能回頭，家裡的老小都期盼著他們。第三，要忍受數年的無身份日子。時刻面對著恐懼，面對著警察。“自己能否繼續生活在這個社會上”，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在國內的中國人根本不會遇到的。

據王春光課題組的研究論文，由於最初的移民大多都是偷渡來的，大部分人的身份都不合法。沒有居留權，開不了銀行賬戶，找不到正式工作，而且隨時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危險。這就使溫州人只能當黑工，給當地人打工，幹最苦最累的活，拿著最低的工資，而且過著無身份的日子。許多人的工作就是整天貓在一個小房間裡不分日夜地做衣服，還有一些則是給比較早在法國紮根的中餐館做菜。

那時候溫州人的工作內容都是差不多的，不是做廚師就是做衣服。而對於工時和工錢沒有任何談判能力——在法國，僱用偷渡者屬於違法，老闆冒險收留已是幸運，如果你覺得辛苦就滾蛋，想得到這份工作的人多得是。

巴黎有唐人街，通常這是最初到達的中國人唯一的去處，在那裡他們是安全的，周圍的社群會提供保護、窩身之地、一日三餐，還包括應付警察和移民局的官員。哪怕你一點不懂法語也照樣可以生存，但是一旦離開唐人街，所有的一切都會消逝。因此很多人一步都不敢離開唐人街。因此一些人形容：“我們不是來到法國，而是一群溫州人被空投到巴黎。”很多人盼望法國能再度大赦，這樣他們就會以正式移民的身份進入法國社會。

初來法國，幾乎每個人必不可免的一項事情就是做黑工，賺取一點微薄的工錢，除養活自己之外，餘下的還有部分可以存下來。通常做黑工每天都需要工作十幾個小時，有兩種基本的工作可選。做衣服，一般都是從早上8點左右開始，然後一直做到晚上23點甚至到凌晨4點才收工。每天如此，基本沒有休息日，而且這樣的工作似乎從沒有盡頭。就在唐人街中國人區狹窄的小工廠作坊裡，很多人做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幾年。這是個非常艱苦並且枯燥的工作，但是，溫州人從不抱怨什麼。當然這樣也好，由於沒有時間遊玩、娛樂，所以，也基本沒有什麼花錢的事情。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