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小時，而她們得到的月工資僅為50美元左右。離開裝配線後，她們的棲身之地就是與外界隔絕的宿舍。報道中還說，富士康裝配線上的員工主要由女工組成，因為女工比男工便於管理。

在英國《星期日郵報》的報道發出之後，緊接著，國內的各大媒體就紛紛跟進。《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說，在富士康的生產線上沒有凳子，除少數員工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須連續12個小時站著幹活，不得說話。《21世紀經濟報道》的報道則以一名化名趙霞的女工為例，“她每天7點半進入裝配顯示器的流水線，上午工作到11點半，下午從12點半到下午4點半，又是同樣的4個小時。從5點半到7點半是慣例的2個小時加班時間。週六和週日每天加班10個小時，如果遇到趕貨，一天的工作時間超過了10個小時，仍按10個小時算，超過的部分算做是‘員工對公司的貢獻’”。

這些報道的情況相信基本都是屬實的。但是，另一個情況可能被很多人所忽略了：　我清楚地記得，在我去富士康採訪的時候，看到在它的大門外面，成群的工人正在排隊報名要加入到這家被描述為極其嚴厲和不人性的公司。後來，我還曾前往富士康在煙臺和在武漢的基地，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　當地總是有大量求職人員想要進入這家公司。

難道，他們不知道外界所報道的富士康的這些情況？

顯然不是，既然事情已經炒得如此聲勢浩大了，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外界的指摘。相信，他們對富士康內部的情況總還是有些瞭解的——甚至可能透過他們的朋友、親屬等的介紹，比我們知道的更多。但是，他們對此卻毫不在乎，不但不在乎，而且在內心還非常珍視，非常向往地去應徵這些職位。

唯一的解釋是，這些中國工人根本就不怕報紙上報道的，在裡邊將遭遇到的一切，他們不擔憂這些，他們更看重的是最終收入的多寡。為了能得到多一些收入，他們寧可願意犧牲掉一些休息的時間，寧可接受更艱苦一些的工作——雖然，在進去之後總有些抱怨，但那顯然是——誰不希望能夠得到更輕快的工作、更高的收入？

關於這一點，在我自己採訪過的一家位於山東的製造企業裡也有明顯的感覺。那家企業的員工有些是來自周邊鄉鎮的農村小青年，也有些是來自內地的打工者。好多都是夫妻兩人一同在這家工廠裡邊打工。通常他們都是早上八點鐘開工，然後中午有一個小時的休息，到下午一點鐘重新開工，傍晚的時候可能還要吃頓飯，然後回來繼續加班，通常都會加班到九點鐘左右。即使是每天如此繁重的工作，這些工人每週的平均休息時間也只有一天。

在工作中，員工們都是站在工作臺前，一站就是一天，每天重複著同樣的勞動。由於日積月累，他們的工作已經非常熟練。一個生手的工作效率通常只有熟手的一半還要低一些——而一名熟手的工資加上加班費差不多可以拿到每個月三千元。在許多人看來，這差不多也夠“血汗工廠”的標準了。

但即使這樣，在我採訪當地一位農民的時候，卻聽到他如此教導自己在這家工廠裡打工的女兒和女婿：“不就是吃些苦嗎？不就是每天工作時間晚，沒有休息時間嗎？哪怕你們就當它蹲了幾年監獄，幹上十年，那你們到時候也有六十萬塊了。這樣，你們下半輩子也就再也不用發愁了！”

這就是樸素的中國人最樸素的想法！

如果能認識得更清楚一些，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說，稱呼這些工廠為“血汗工廠”似乎有些偏頗。那就是大多數工人都是自願去做的，並沒有人們強迫，他們自願到這些工廠裡做工，自願加班——至少，如果他不想幹了完全可以自由離開——實際上，雖然許多工廠裡的條件總是令看到的人感覺簡陋、艱苦至震撼，但可以肯定的是那還是要比他們在其他地方，在他們自己的家鄉情況要好。否則他們為什麼要離開好的地方而自願來到壞的地方來呢？

就如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所講述的例子那樣：　貧民窟裡的一家幾口人在垃圾山中撿取廢金屬和能夠變賣的東西，一天的收入雖然很少，但也好過完全沒有收入，也好過在農村中的隱性失業。

清華大學秦暉教授就曾經寫到，中國的這些所謂的“血汗工廠”並不是總處在負面的形象當中的。在國際上，就有幾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為這些“血汗工廠”辯護過。如前面保羅·克魯格曼發表了《表揚廉價勞動》一文，克里斯托弗寫過《表揚被誹謗的“血汗工廠”》、《為“血汗工廠”叫好的兩個理由》等。

競爭力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