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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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試圖實施新的安全政策，但是以色列國會和政府全都對我們百般刁難。”例如，1996年1月，當庫布松打算在本·古裡安機場（Ben　Gurion）入境時，警方遵照他的指示將庫布松拘留了。但是，當時的外交部長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推翻了他的指示。沙哈爾解釋說，俄羅斯當時的大使給佩雷斯打電話，警告他如果拒絕庫布松入境，將會給以色列和俄羅斯關係帶來嚴重後果。除了美國以外，以色列當局很少屈從其他外國勢力的影響，但是這次卻例外。　。。

5。　迴歸以色列（12）

一百萬俄羅斯人移居以色列，不可避免會對大選產生重要的影響：他們所代表的選票是每一個參選的政客都希望獲取的。俄羅斯群體的中心政治人物是納坦·夏蘭斯基（Natan　Sharansky），前蘇聯的*者，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釋放後即遭到驅逐出境。在80年代初期，他成了寡頭和以色列政客之間的聯絡人。1995年，他接受了一些俄羅斯新移民的政治獻金，公開組建了擁護猶太復國運動的政黨，迴歸以色列黨（Yisra’el　Ba’aliyah）。

夏蘭斯基的政黨很有實力，它控制了潛在的數十萬張選票，這在以色列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為以色列是一個政黨林立的*國家，要組建政府，關鍵在於政黨之間的合作。如果將俄羅斯的著名人物標記為犯罪分子，那就一定不能低估以色列的俄羅斯群體的反感之情，這是以前的俄羅斯媒體大亨，現在的以色列《晚報（Ma’ariv）》的主人，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所指出的。他說：“當我們俄羅斯商人、猶太人或者其他人等，被美國報紙稱為黑手黨成員時，那是侮辱；但是如果在以色列，人們也這樣稱呼這些來自俄羅斯的猶太商人的話，那就不僅僅是侮辱了，這會讓我痛苦地怒號，這是錯的！”

警方在試圖制定連貫一致的政策去應對這些有組織犯罪活動，以及試圖理解它和俄羅斯移民之間的關係時，必須謹慎考慮所有這些讓人大傷腦筋的困境和難題。但是除了要考慮這個問題外，還有一個不同的問題需考慮，並且它還不僅僅消耗了絕大部分的以色列安全預算，同時也佔用了大部分的政治力量。鮑頓部長說：“這就是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動，對我們投入在有組織犯罪方面的力量產生了巨大的壓力——我們總是在後面追趕。”但是，對犯罪分子來說卻是個絕好的機會。

巴勒斯坦問題在以色列是壓倒一切的首要問題。有時，似乎以色列已經打算把所有的人力物力投入在這個問題上。一切似乎都是在阿以衝突火炬的指引下，而以色列自身社會的迷人魅力和活力特性都被忽視了，尤其是在蘇聯解體和全球化來臨以後。

外有*的強敵圍困，並且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Six　Day　War）以後，內有巴勒斯坦人在被佔領土（Occupied　Territories）不斷反抗，這都給以色列提供了強大的國內合法性。但是對安全問題的關注強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犧牲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直到15年前，猶太復國主義還在十分強大的集體主義的支援下，最為明顯的表現就是集體農莊運動（kibbutzim），並且也受到了工會運動的影響（Histadrut）。納坦·夏蘭斯基，蘇聯的強烈反對者，當抨擊自己的新家時，也表達了許多右翼猶太人的心聲：“政府對以色列經濟的絕對控制，使它成為了東歐集團以外最具社會主義特色的國家……以色列要忍受東方中央集權控制和西方*自由的最糟糕的東西，這就是它的命運。”

但是，對多數的以色列人來說，強大的國家部門是猶太人團結的重要表現，將國家的專案賦予了社會和慈善的實質。全球化正在殘酷地吞噬這一特性，在有些地方，更是加深了在高度分化的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裂痕。以色列電視臺著名的政治評論員烏利·科恩·阿哈拉諾夫（Uri　Cohen…Aharonov）說：“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和本·古裡安（Ben　Gurion）總理都是人民的公僕，住在狹小的兩居室中。每天早上6點起床，為以色列鞠躬盡瘁，整日操勞，到了半夜躺在床上還要想著國事。現在，如果你提起集體農莊這個詞，人們都會嘲笑你的。”阿里埃勒·沙龍有一個巨大的農場，而僅僅幾里之外就是全國最貧窮的人們居住的斯德洛特（Sderot）地區。富人和平民百姓之間的差異，越來越使我想起了南美洲的貧富差距。

5。　迴歸以色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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