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的重要商品（幾乎是不可估量價值的礦產資源），並且拿這些東西去換取美元，然後把這些資金轉運到國外，資本外逃的規模也是史無前例的。一邊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俄羅斯投入了數十億美元以穩定經濟，支撐盧布，而另一邊，這些金融寡頭們卻向世界各地的秘密銀行轉運更大數額的資金，從瑞士到太平洋的島國諾魯都有，這些資金只要被轉運出來，幾乎立即就會被複雜的，令人費解的洗錢計劃所吞沒。整個過程就是一個生動的證據，活生生地展現了在一個缺乏監管機制的社會，貪贓枉法、目光短淺和愚蠢總是有可能獲勝。

那些仍然執政的官員們不明白如何監控、管理和評判商業匯兌的原則。結果就導致“為了適用的目的，執法機構自身放棄了保護私有商業結構的職責，”新俄羅斯重要的社會學家奧爾加·克里斯塔諾瓦斯卡亞（Olga　Kryshtanovskaya）解釋說。警方，甚至是克格勃都無能為力，不知道如何執行合同法。而收取保護費的黑社會組織和黑手黨黨魁卻不是這樣無能為力——他們在新俄羅斯的經濟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們確保簽署的合同能夠順利履行。他們是新生的執法機構，那些金融寡頭們需要他們的服務。這些金融寡頭和黑手黨協同合作一起制定了新俄羅斯的司法體制。在1991年到1996年間，俄羅斯政府完全喪失了對社會的監管，合法和非法，道德和邪惡之間的區別幾乎蕩然無存。在任何貿易中，沒有嚴格的界定什麼是有組織犯罪、洗錢或者敲詐，言外之意就是，所有的商業買賣同時既是合法的，又是非法的。這適用於一切商品，毒品、婦女、汽車、香菸和石油。如果在當時的法規還能夠生效的話，那麼毫無疑問，這些金融寡頭的行為就肯定要受到嚴厲的懲罰。

3。　俄羅斯黑手黨——資本主義的接生婆（9）

政府機構在學習同新的商界進行合作的時候，一些壞種子也開始萌芽。雖然蘇聯的舊刑事司法制度可能沒有能力去監管自從1992年出現的繁榮的商業活動，但是個別的官員還可以透過不經審查就批准來自中央銀行的及時貸款，或者頒發一份重要的出口許可證，促進這種制度的繼續生存。當時的口號就是“資源”——歹徒的“資源”就是實施令人信服的暴力的能力。金融寡頭可以利用他的“資源”以非常便宜的價格騙取整個工廠的所有權，然後用它們換取更多的資金。官員的“資源”就是他的橡皮圖章，隨時放在抽屜裡準備著使用。每一群人都把自己的“資源”賣給他人。列弗·吉莫弗耶夫（Lev　Timofeev）是一位數學家和經濟學家，也是勃列日涅夫時代著名的*者，他解釋說：“在蘇聯時代，那些官員很會做生意。他十分清楚自己是按照市場規律運作的——在蘇聯時代總是缺乏各種東西，一位官員可以利用他的影響來幫助個人克服這種短缺。然後就是20世紀90年代至關重要的轉變時期，當時，個人——也就是說，商人們——接近這些官員，並且提出同他們合作。”

金融寡頭、官員和有組織犯罪集團之間的三方陰謀十分簡單，但是卻被恰當地隱藏了起來，主要是因為在莫斯科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街上，每天都在上演各種激烈的鬧劇：猖獗氾濫的賣淫嫖娼、揮霍無度的炫耀財富和令人費解的政治陰謀。尤其是，殘暴的黑幫火併事件，更是掩藏了他們的陰謀。

阿提姆·塔拉索夫一邊微笑著，一邊講述他第一次同黑幫成員見面（strelki）的情景。他說：“那一天有許多黑手黨人出現——多數都是喬治亞人。他們的使命十分明確：從我身上敲詐幾百萬美元，或者是失敗的話，就綁架我。”Strelki就是一個商人的保護傘洽談業務的過程，他的保護傘會同另一個保護傘協商諮詢，目的是為了解決合同的糾紛。在90％的案子中，這些保護傘會達成協議，雙方的商人都必須接受他們各自保護傘的建議。但是，在一次，塔拉索夫險遭不測。

“兩邊出現了一群全副武裝的人——大概三四十人。這群兇狠成性的殺手佔據了莫斯科塔幹卡區（Taganka）的沃羅佳·塞瑪高俱樂部（Club　Volodya　Cemago）。他們在耀武揚威地揮舞這他們的武器，這就足以使任何普通人驚恐不已……”

塔拉索夫和他的私人保鏢被關到了隔壁的屋子，等待他的保護傘馬利克（Malik）和沙瑪德（Shamad）的來臨，同來自其他團伙的黑手黨黨魁進行談判。突然，響起了瘋狂的嚎叫聲：

——你為什麼來這裡？你和這些傢伙混在一起幹什麼？

我們的人對那些黑手黨黨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