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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奴性張寶同2017.7.4
前兩天和一些朋友在閒聊時,不知怎麼就說起了中國人的奴性。朋友氣憤地舉例說,一個只有100名日本鬼子駐守的縣城,有著幾十萬的中國人,可是,受奴役受欺壓,甚至是被人任意宰割的中國人卻沒有人起來反抗。還有位國民黨的將領也曾說過,在南京大屠殺的過程中,曾有二十名的日本鬼子押著二千多名中國被俘的軍人,如果他們當時能奮起反抗,也許死去的人就不會是兩千人,而頂多只是幾十人或幾百人。可是,二千名中國人就是那樣地束手待斃,被二十名日本兵用機槍全部射殺了。說起這樣的事件,我們沒有不氣憤不痛心的,沒有人不責怪我們中國人奴性十足,沒有血性和骨氣。
關於中國人的奴性,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種特點和特性。這種特點和特性已經透過基因在我們中國人的身上遺傳了幾千年了,確實是根深蒂固,習以為常了。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大悲哀,承載著多少中華民族的苦難與悲劇。
中國人具有勤勞勇敢和吃苦耐勞的品質,忍耐性比較強,只要家裡有口飯吃,就不會出去鬧事。即使出了事,也總是息事寧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中國文化也多遵循於儒教文化。幾千年來,封建統治者為了愚弄人民,順化人民,透過假借儒教文化,斷章取義,建立了諸如“三綱五常”(三綱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為仁、義、禮、智、信)。其核心是服從於正理或無條件服從於上下關係。把人倫關係中的君臣、父子、夫婦宣揚為天定的和永恆不變的主從關係。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則是處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關係的基本法則。婦女還要遵守“三從四德”(即幼從父、嫁從夫、夫死從子和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否則便是大逆不道。
到了滿清部族統治,康熙自封是聖人在世:“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使奴隸制殘餘毫無顧忌的肆意歪曲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為其所用,奴才們為討好主子歡心,賣力宣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和“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並使之成為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一種尊崇。
其實儒家學說是由孔孟建立的,孔子就曾說過,父母有服從“天下大義”的義務,對父母的錯誤兒女有責任糾正。更何況父母的子女還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並沒權力要求子亡。孔子還說: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說如果父親打你,如果是小打就受著,極度憤怒時那大棍子要打死你,就要逃跑,如果你被打死了,就會給父親罩上殺子的名聲。君臣也一樣,如果君要臣不得不死的話,如果你是一個君臣,不就給皇帝罩一個殺害忠良的名聲嗎。所以不能死。
對此,清朝就有過這樣的故事。一次,乾隆皇帝想開個玩笑難倒機智過人的學者紀曉嵐,便問他,“紀卿,忠孝怎麼解釋?”紀曉嵐答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為忠。”乾隆立刻說:“我現在以君的身份命令你去死?”紀曉嵐一怔,說,“是嗎?”乾隆說,“你打算怎麼去死?”紀說,“跳河。”乾隆說,“好,去吧!”紀曉嵐走後,乾隆微笑著在殿堂上踱著步。過了不久,只見紀曉嵐從外面跑回來了,乾隆問道,“紀卿,你怎麼沒死?”紀曉嵐答道,“我碰到了屈原,他不讓我死。”乾隆問,“此話怎麼講?”紀說,“我到河邊,正要往下跳,屈大夫從水裡向我走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曉嵐,這就不對了,想當年楚王是昏君,我不得不死。可如今皇上這麼聖明,你應該先回去問問皇上是不是昏君,如果皇上說是,你再死也不遲啊!”乾隆皇帝聽後,微笑著不語了。
統治者不但要國民嚴守“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讓人們不敢違背和違抗,而且對違抗者的懲罰也是非常地殘酷。不但要懲罰違者本人,常常會株連九族,也就是會使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代共九族(即指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兒之子、己之一族;外祖父一族、外祖母一族、姨母一族;岳父一族、岳母一族)都要受到株連和懲罰。即使你一人犯罪逃跑了,但你家的這些親戚卻難逃其責。所以,人們寧願明哲保身,也不願去惹事生非。
中國古人是很講義氣和傲骨的,有“風蕭蕭兮水易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有“君子不食嗟來之食”,有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大義凜然和沖天豪氣。可是,到了宋朝,特別是到了清朝時期,封建統治者,特別是外族和外國統治者為了培植奴才和漢奸,以功名利祿為引誘,以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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