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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在庭中栽上一顆紅豆樹。”

與此同時,被朝廷深深忌憚的桓溫,此刻正低聲下氣的向司馬興男解釋父子爭妾的傳聞。

桓溫一個勁地喊冤,聲稱是常璩自作主張,他自己可是堅決推辭。

司馬興男將信將疑,她道:

“常璩此人,我看著就心生厭惡,不可使他留在幕府,且將他送往建康為官。”

作為桓溫的參軍,常璩自然是跟隨他離開了蜀中。

桓溫忙不迭地答應下來,只要能夠度過這一關,什麼都好說。

當天,桓溫便喚來常璩,提出要上表朝廷,放他入朝為官。

常璩作為漢臣之時,就心向晉室,如今得知能夠前往自己嚮往的建康,欣喜不已,他一口應下,於次日乘船東出。

見桓溫放逐了常璩,司馬興男這才消了氣,又記掛起了遠在成都的桓熙,沒少拿這事數落桓溫。

初秋時節,蜀中傳來捷報,桓熙平定叛亂,益州就此安寧,桓溫為之大喜,而建康諸公得知訊息,如喪考妣。

在伐蜀的始末為世人所知後,桓熙雛鳳之名越發響亮。

一個桓溫就已經讓公卿們頭疼,而桓熙之才,只怕不下其父,一想到將來要受制於桓家父子,誰又能夠笑得出來。

而與桓家聯姻的謝氏,若不是豫州刺史謝尚曾為會稽王友,是司馬昱的心腹,只怕朝廷就要出手打擊陳郡謝氏,分其權力。

只是等將來謝尚亡故,將由誰來接替其職,還是會有一場風波。

桓熙對於荊、揚糾紛置若罔聞,他在一心治理蜀地。

入蜀之前,袁喬就向桓溫指出,益州富饒,諸葛武侯以一州之地,能夠抗衡中夏。

而桓熙也曾建議桓溫,取蜀中財富,用於北伐。

但在李壽、李勢父子多年的竭澤而漁之下,此時的益州,比之蜀漢末年的狀況,猶有過之。

蜀漢末年,益州疲敝,在無法增加租稅的情況下,只得不斷加鑄小錢,面值不變,但含銅量卻是一降再降。

先主劉備在府庫空虛時所鑄的直百五銖,其重量從最初的8-9克,到武侯北伐期間的2-3克,而蜀漢晚期更是相繼減為14克、1克、06克,直至亡國前,一枚直百五銖僅為04克。

當然,這終究比不過孫權對民眾敲骨吸髓的大泉一千、大泉二千、甚至是大泉五千。

所謂大泉一千,僅一枚,虛值就高達一千枚五銖錢,但其實際價值僅為32枚五銖錢。

李壽入主益州之後,由於與晉室連年交戰,加之其人窮奢極欲,財政無以為繼,只能效仿舊制,改鑄小錢。

這也造成了如今益州經濟上的爛攤子。

現在的益州,所流通的正是李壽在漢興元年所鑄的漢興錢,其重僅為1克。

雖然漢興錢開創了年號錢的先河,但隨著成漢覆滅,這種錢幣自然要退出歷史舞臺。

東晉的幣制同樣混亂不堪,早在西晉之時,朝廷就以曹魏舊錢通行,而不另鑄新幣。

到了東晉,依舊沒有統一的幣制,各地大行私鑄之風,其中尤以王敦麾下參軍沈充所鑄的沈郎錢最為知名。

但地方私鑄貨幣,標準不一,難免出現以次充好的現象。

如今桓熙治蜀,自然打算另鑄新幣。

他召集匠人,在成都城外修建造鑄幣廠,鑄造五銖錢。

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九月十四,第一批新錢出爐,桓熙與定西幕府長史郗超一同前往鑄幣廠視察。

鑄幣小吏為桓熙奉上一千枚新錢,雖然此前已經稱過了重量,但他還是提心吊膽。

桓熙有言在先,每一千文,需重四斤二兩,若是出了差錯,便要將他治罪。

“府君,這裡正是新出爐的一千枚新錢,還請府君細數。”

桓熙聞言頷首,當即讓隨他前來的小吏上前清點,不久,小吏回稟道:

“府君,正是千枚,不多不少。”

“稱重吧。”

桓熙吩咐道。

小吏應諾一聲,當即為新錢稱重,郗超湊上前去察看,回頭笑道:

“主公,確實是四斤二兩,分毫不差。”

鑄幣小吏不禁鬆了口氣,桓熙誇讚道:

“你做得很好,我不會吝惜賞賜。”

小吏大喜,連忙謝恩。

桓熙摸出其中一枚,錢上刻著永和二字,永和既是當今天子的年號,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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