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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緩緩的進站了,正是上午八點鐘的早高峰,人流如潮水般的湧進站內,車廂裡擁擠的像是沙丁魚的罐頭,黑壓壓的一片。
擁擠的車廂裡,難免會有一些人小聲談論著什麼。
人們談論著的話題是各種各樣的,大都是與股市有關的,畢竟,在南洋,大多數人都持有公司等企業的股份,而且,現在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投資股市,所以,。
聽著著周圍你一言我一語的話聲,錢海嶽長嘆一聲,此時,他的思緒是紛亂的,偶爾的他會把目光投向手中的報紙,上面的新聞標題是觸目驚心的,也正因此,新年前後,南洋才會掀起聲勢浩大的捐贈活動。
心裡想著,地鐵到站了,錢海嶽便提著公文包走出了車廂,在出地鐵站時,能看到站幾名童軍的少年,正在那裡端著募捐箱,呼籲捐款,過往行人總會塞進一些錢,從旁邊經過時,錢海嶽也拿出了幾塊錢塞了進去。
隨後,在童軍的感謝聲中,便匆匆離開了,很快,他就到了南海國學院,這所學院雖然是私立學校,但卻是南洋頂尖的國學學府,學校以華夏傳統文化為教學研究物件,這是南洋以至整個唐人世界所僅有的,國學院學術空氣濃厚,不同流派老師薈萃一堂。
而錢海嶽正學院的教務長,作為教務長的他,每天除了講授課之外,就是不停地對自己編寫的《南明史》書稿進行校訂,雖然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完成了初稿。但在過去十幾年裡,他一直在不斷的校訂,並且經常將書稿借給友人,請友人指正,校正。
和往常一樣,來到學校後,錢海嶽就到了教室給學生們上課,上完兩節課後,這邊剛到辦公室,就聽助理說道。
“教務長,您的辦公室來了一位客人。”
有客人?在辦公室?
“賓四先生!”
客人不是別人,正是新亞書院的錢穆院長,他的拜訪,又怎麼可能不讓錢海嶽驚訝。
“不用客氣,咱們不僅是同鄉,還是本宗,算起來還有些親戚。”
錢穆笑道:
“我這次冒昧來訪,是前些天閱讀您的《南明史》時,有些不解之處想向你求教。”
“不解之處?”
錢海嶽不由一愣,畢竟,眼前的這位可是史學大家,他要是有什麼不解的地方,那肯定是自己寫的有問題了。
“你的這部《南明史》寫的很好,只是略有些許不解的地方。”
“我注意這部書裡有一些地方,顯得很奇特,比如本紀裡從永曆十七年開始,每年的第一句話裡都是“正朔在東都/東寧”,“明朔亡”這三個字沒放在永曆三十七年七月甲戌鄭氏降清那天,沒放在八月壬子清軍入東寧那天,而是放在了鄭克塽等剃髮、入北京那天,幾乎就是掰著手指頭給“明朔”按天往後延。我想知道這是為何?”
“賓四先生,我的這部《南明史》這本書是在三一年開始編寫,四四年秋完成了初稿。”
錢海嶽的回答,讓錢穆陷入了沉思,這個時間就決定了這本書的定性和風格,就像當年他編寫《國史大綱》時的那種,當年抗戰絕望到錢穆寫出了國史大綱。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候,人們一度以為是亡國之戰,這種絕望的情緒瀰漫在各行各業。身為史學家錢穆出於民族責任感,廢寢忘食地完成了一部華夏通史。
“當年抗戰如火如荼、民族危在旦夕。賓四先生曾立誓,“要撰寫一部中國通史,講述華夏文明的滄桑與偉大,讓子孫後代不忘先人創業,永著民族精神。”,海嶽不才,當年,不敢與先生相比,但心境卻與先生相同。”
其實就是一種可能亡國的心態去書寫的史書,只不過錢穆書寫《國史大綱》是為了文明的傳承,是要為子孫後代留下一部華夏通史,是為了復國。
當年面對來勢洶洶的日軍,面對節節敗退的現實,大家早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當時樂觀的人已經在想著再造華夏,在想著亡國之後的復國大計了。
在即將亡國的危難之際,錢穆先生開始著手編寫《國史大綱》。跟古代其他人希望藉著修史而青史留名不同,他編寫《國史大綱》的時候完全沒有想過青史留名的事情,他想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寫下這本國人自己寫的最後一本史書。希望能借由《國史大綱》激發出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能夠復興華夏,完成復國大業。
而錢海嶽的《南明史》更多的是一種感傷,面對天下滅亡時傷感與不捨,也正因如此,他才會掰著手指頭給“明朔”按天往後延,就像在那個絕望的時代,每天睜開眼睛,國家仍在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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