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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勤因而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在1949年之後已經漸漸銷聲匿跡，並且名聲掃地。但顧準憑一己之力再次扛起了自由主義的旗幟，為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擠’出了一道門縫”。這位早年信奉共產主義革命的理想主義者在歷經劫波之後脫胎換骨，迴歸為一個理性、信奉漸進改革的經驗主義者，在一個接一個的昏暗難眠的夜晚，他將畢生的追求和坎坷鑄成了一個個帶血的文字。顧準不知道的是，幾乎就在他埋頭工作的同時，匈牙利的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János Kornai）正在寫他批判蘇聯模式的鉅著《短缺經濟學》（1980年），而寫出過《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正因他捍衛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成為西方聲名最隆的經濟學家，在全球思想界，對僵硬的計劃經濟制度的改革已經拉開帷幕。
每隔一兩週吳敬璉與顧準見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與見聞，他們的小圈子也悄悄地在擴大，趙人偉、周叔蓮和張曙光等都加入了進來。吳敬璉對西方經濟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已拓進到中世紀和近代階段，古今對照，他越來越感覺到封建專制主義的頑固。他在口述史中說：“在息縣和明港，我們的討論還比較粗略，主要是關於希臘和羅馬制度，以及儒法之爭等等，那麼回到北京後就現實多了，我們發現，世界近現代社會主要有兩大思潮，一是英國式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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