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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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造反有理》之類的紅衛兵歌舞。當地政府還組織大家去石河子農場參觀。我們自己還去拜謁了毛澤民、陳潭秋等烈士的墓園。在每個地方我都支起腳架，來個合影留念。

沒過幾天，突然發現我們都招了一身蝨子，渾身癢癢的。於是就趕快搭上了去西安的列車。車上更擠了，我們白天坐在過道的行李上聽一個上海“支邊”女青年講他們在農場的生活和牢騷；晚上困了就鑽進椅子底下睡得很香。一到西安就找了個旅店住下來洗澡、用開水燙衣服，終於把蝨子消滅乾淨了。我們又精神抖擻地登上去四川的火車。

成都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街邊小店賣的醪糟湯圓和各式精緻的小點心；而在從成都經內江到宜賓的路上，資陽的豆瓣辣醬也挺棒。這一路的火車車廂是老式的，兩節車廂之間沒有壁板，只有鐵欄杆，在這裡看風景最好。一路上我大都坐在這裡，揹著風吹起了竹笛。

宜賓坐落於岷江和金沙江的匯流處，從宜賓往下的江段才正式叫做長江。這裡兩江夾岸，對岸都是壁立的大山；岷江是清澈的藍色，金沙江是混濁的黃色，兩江匯流捲起一個個巨大的漩渦。宜賓的碼頭外有許多運貨的帆船。船工們高亢激烈的號子聲，穿過晨霧在峽江上回蕩。

宜賓是一座古城，城中有一座天安門式的古城樓，城牆的顏色是灰的。我們住在政府招待所裡，客人很少，服務員每天都給我們換洗被套和床單，乾淨極了。

從宜賓乘機動客輪順流直下去重慶，同船有一位青年女教師帶著一群中學生，他們是參加“大串聯”去北京的，他們一路都在唱歌。當他們知道我們是從北京來的，也邀我們唱歌。我的同學就推我出來給大家吹笛子。那女教師見我的毛皮大衣破了，還取出針線來幫我縫上。

在重慶我們參觀了紅巖村、白公館和渣滓洞，還去南岸的南溫泉游泳。本來我們想去三峽看看，結果船都滿了，買不到船票。這時候中央發出了通告，要學生們停止“大串聯”，回校“復課鬧革命”。我們已離家一個多月，有點想家了，而且錢也花得差不多了，於是我們登上回京的列車。這時候，火車上人多得就像現在的“春運”一樣。晚上我就鑽進椅子底下去睡覺，那時候到底還年輕，在椅子底下也能睡得很踏實。第二天天都大亮了也不想鑽出來。

⒍　“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7）

“咱們班沒有一個大傻B！”

此時的學校已基本上沒什麼人管了。那時候，不論什麼家庭出身的同學已經都可以加入紅衛兵，於是我們十幾個同學成立了一個叫《紅五星》的紅衛兵組織，還到學校辦公室去開了證明，刻了個公章，還照貓畫虎地寫了個宣言，蓋上章貼出去。有個同學會畫漫畫，我們還把從各地帶回來的傳單刻成蠟版印出來，然後就騎著腳踏車把漫畫和傳單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處去貼。

12月26日劉安陽等幾個同學告訴我，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在北京展覽館劇場開“破私立公”的大會，我們就一起去看熱鬧。我們來到那裡時，裡邊已經是人頭湧湧的了，我們擠過人群，在樓上雅座憑欄下望。會場上很多人都穿著舊軍裝，還有穿將校呢的。開始登臺的是我的小學同學孔丹，我記得他當年很會畫畫，長大以後仍是很斯文的樣子。由於那時很多革乾子弟和軍乾子弟家裡都受到衝擊，父母被“打倒”，那些年輕的初中生火氣很大，他們說起話來還是那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架勢。孔丹原本還在臺上維持秩序，但怎麼也壓不住，會場氣氛沸沸揚揚的。

那時人民大會堂經常舉行中央首長接見紅衛兵的大會，紅衛兵各派都可以上臺發表言論。對這些我一點興趣都沒有，跟那些組織也沒有什麼聯絡。王開平則不同，他經常去人民大會堂，還在學校里弄了一間小雜物房，在裡面堆放各種各樣的傳單，還經常在裡面刻蠟版。我們有時也去幫忙。據王開平說，人民大會堂的主席臺上坐的都是周恩來、陳毅以及江青、張春橋之類的當年中央###小組的首長和政府領導。1967年4月3日，有人在講臺上宣佈成立“四·三”派，提出了他們的革命主張。而王開平他們這一派主張大聯合，不論出身，一起復課鬧革命。4月4日那天，王開平上講臺發了言，他在發言裡打出了“四·四”派的招牌。後來，這“四·四”派的影響還挺大的，我們去西雙版納就是由這幫比較溫和的同學組織的。

1967年春天，一個藍天白雲的早晨，我們五六個同學約好了騎車去南口爬長城。大家是念叨著毛主席詩詞裡“不到長城非好漢”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