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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作者們寫作時務必警醒:不要出現違規違法內容,不要懷有僥倖心理。後果嚴重,請勿自誤。(已有外站作者,判刑三年半)老實說,楊銳給蘇先凱的條件並不突出。
調到首都來工作是個好條件,但北京那麼多人,說明在首都工作,其實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楊銳給蘇先凱的薪水也不突出,他的華銳實驗室是私人實驗室,想開1000,想開兩千,都隨便自己。蘇先凱入了北大的編制,就由北大發薪,他最多給點獎金福利,也不能保證具體的數額。
唯一比較特別的,就是解決了蘇先凱夫人的工作,不過,這個在大學裡,或者說,在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內都不稀罕,好點的單位,都會想盡辦法解決家屬工作的問題,這對機關領導來說,是一項極重要的工作。
而且,直到21世紀,這個政策仍然在使用,尤其是21世紀初的時候,普通高校為了招攬人才,爭奪如211或者升本升大學之類的名額,往往都會給博士生兩個相似的條件:解決家屬工作,並解決住房問題。
美國高校亦有雷同的政策,如果夫妻雙方都做研究工作,特別是在同一領域工作,那大學理論上都會給夫妻雙方一起提供工作機會——雖然目的是不單純的,但結果是相同的。
不過,楊銳招攬的並不是博士生,這個條件就非常吸引人了,尤其是吸引北京以外地方院校的人才。
研究領域的貧富差距是非常可怕的事實,自建國伊始,中國的科學研究中心就在北京,上海依靠著自身的富裕,稍微能說幾句話,但是北京如雲的高校聯合體相比,只能說是每況日下,抽東南之血以滋京城是從來沒停過的。
復旦上交之類的高校雖然偶有高招,但卻是從來沒有登頂過,而且是力量越來越弱的節奏。
除了上海,全國其他地區在研究水平上的差距,與北京就是絕對的天壤之別了。
看看南京大學就知道了,建國之初直到改革開放,南京大學都在各方面的指標都排列前茅,然而,這並沒有什麼卵用,隨著中央財政的力量越來越強,只是財政傾斜一條,就足夠讓南大匍匐,更別說其他的無影連環腳了。
對做研究的人來說,在不在北京,差距是極大的,除非是某些特色研究,否則,地方高校想做第二梯隊都要競爭。
這就比如那篇發表在《science》上的著名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組測序論文,作為一篇國際合作論文,它有58名共同作者,論文在8月5號投稿,兩週以後被接受,其中六人在看到論文發表以前就死於埃博拉病毒的感染,而這些研究者,全部屬於獅子山的凱內馬政府醫院,他們當然是重要的研究者,58名共同作者都是重要的研究者,某些時候,一線研究者更是不可或缺,但特徵性如此之強,如此一線的研究工作,並不一定是研究者們所追求的。
研究者也是人,研究者更追求低投入高產出。
如果說,楊銳之前放出的風聲,還傳的不光,引起的重視不夠的話,蘇先凱的故事,卻讓楊銳和他的實驗室,瞬間變成了熱門話題。
年輕的cell作者,高階儀器,還有極具人情味的實驗室政策和待遇,再沒有比這更符合中國人的期待了。
楊銳在短短的幾天裡,就收到了1000多封履歷表。
“快趕得上工廠招工了,我都不知道,中國有這麼多的研究員。”楊銳望著每天都增加的信件傻笑。
“上次統計,中國有200多萬名科研工作者,你這些算什麼。”許正平其實也高興,人多了他輕鬆,研究成果自然也能出的多一點。
楊銳“嗯嗯”的點頭,道:“不知能持續多久,小蘇同志的示範效應很好呀。”
蘇先凱在旁靦腆的微笑,他的組織關係還沒有正式調過來,但人先過來幫忙了,也是此時的一貫作風。除非是領導發話,否則,組織關係幾個月辦好都算是快的。
許正平則道:“示範效應是挺好的,就是這麼多的簡歷,什麼時候看得完?先說好,我是不看的。”
他知道楊銳有自己的評斷標準,才不想摻合著挑人呢。
楊銳果然笑著擺擺手,道:“我來負責。”
說完,楊銳就推著小推車,將一車的履歷表運回了自己在角落裡的辦公室。
這是一間大約四五十平的長方形房間,更難得的是拐角房,東西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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