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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2000年以後網際網路公司一樣,80年代的生物公司是投資人眼裡的搖錢樹,包裝漂亮的投資公司,會被多家風險投資公司多輪投資,從而得到遠超其所需的溢價資金。
而這些被投資的生物公司,如加尼卡公司,在拿到了遠超所需的資金以後,也會考慮投資其他的生物公司或者生物技術。
加尼卡所擁有的加尼卡生物技術公司規模不大,但他的人脈不錯,輾轉認識了不少業界大牛,所以常年奔波於各地的生物技術展覽,做種子投資。
在創生初期的生物公司與矽谷時代的網際網路公司是不同的,或者說,80年代的生物技術公司和80年代的it公司差不多,這個時期,技術大牛和技術儲備主要都存在於高校和科研機構,要找新技術,就要到各種生物技術大會去找。
加尼卡不是第一次收購來自國外的生物技術了,但pcr的商業價值在他所接觸過的技術中排名三甲。加尼卡估計,如果將pcr技術應用於dna探針等技術,其專利期內的商業價值可能高達5000萬美元。
因此,加尼卡很有耐心的與中方領隊周旋,希望能以儘可能低的價格拿到pcr的技術——至於專利,加尼卡公司的人也在儘快檢索,只是時間太緊,他們也不知道是否有相關專利註冊。
不過,無論是否有專利,有數位大牛給楊銳背書,加尼卡是不敢去搶注的,搶注了也是沒用,他的小公司還沒有超級藥企不要臉的訴訟資本。
中方領隊與加尼卡可謂是一拍即合,他也覺得自己是在與老美周旋,期望著儘可能的套出加尼卡的底線,從而為接下來的談判奠定基礎。
此時此刻,領隊同志什麼都不想,一門心思的就是想要搞定此事。
比起做一支學術代表團的領隊工作,獲得數十萬美元的外匯收入,這樣的談判所能帶來的意義顯然更大。
領隊甚至有種感覺:我的人生將就此騰飛!
雙方你來我往,周旋的很是快樂。甚至在午餐之後,約定了下一次周旋的時間。
楊銳看他們聊的如此愉快,覺得還是不要告訴他們“浪費時間”之類的事情了。
他打了個招呼,隨手拖走幾名學者,到邊上聊天去了。
領隊斜看楊銳一眼,心想:算你識趣,等我幫你賣了技術,也會幫你美言兩句的……也許……
張大勇不願意看領隊一副賺到了的嘴臉,但他也沒有立場反對,於是踱步來到楊銳身邊,開玩笑道:“沒想到你學雷鋒學到了美國來,以後回國,可是有的說了。”
楊銳笑笑,道:“也不一定就能學到雷鋒。”
“怎麼說?”
“先讓他們折騰吧,等我有空了,再和他們聊這個問題。”楊銳如果現在說,pcr儀已經註冊了一系列的專利,而且是壁壘似的專利,且專利權在香港華銳公司,領隊要麼瘋掉,要麼得想盡辦法從楊銳身上抹油。
不管是哪條路徑,領隊都不會輕易相信楊銳的。
楊銳覺得,自己沒必要為領隊或者其他人節省時間。
張大勇教授不明所以,笑了兩聲,嘆口氣道:“要我說,學者應該從技術轉讓方面獲得一定的利益,不一定是個人利益,至少是實驗室得到直接的回饋吧,這才是一種正確的分配方式,也能促進學術界的資金迴圈吧。”
楊銳奇怪的看了張大勇教授一眼,道:“再過些年,您的想法也許會成為現實。”
再過些年,國內的科研改革,直接就把實驗室的成果交給研究員自己了。這是比歐美國家還有激進的改革方式。
在歐美國家,學者想獲得大筆的利益其實是不容易的,如果是在私人實驗室或者私人公司,那不用說,產出的成果都是屬於公司或者實驗室的。如果是在國家實驗室或者大學,那所有權同樣清晰,就是國家實驗室或者大學的,總而言之,資本主義國家,資本是誰的,產出就是誰的。
21世紀以後的中國科研界,卻是一個另類的存在。這裡大約是最早解決剝削問題的地方了,至少是部分解決。在中國科研界,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公立研究所,在國家投資的專案中,專案負責人擁有極大的收益空間,簡而言之,成果是屬於專案負責人的。
換言之,國家掏錢做專案,做不出專案,國家付錢,做出了專案,依舊是國家付錢,但研究者獲利。
這有點像是去賭場玩,賭場方面送給賭客的泥碼。泥碼不能直接兌換現金,但只要下一次賭桌,贏回來的錢,就可以兌換成現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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