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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得《jmc》就不拒他的稿子。
越是革命性的論文,其實越要小心謹慎,因為審稿人很可能是一個死腦筋。
如果因為認為學者是知識豐富的人,因此就是思維開放的人,那就與相信高官更有道德感一樣可笑。
歷史上的賽麥爾維斯就是一個很不錯的事例,這位匈牙利人在維也納發現了產褥熱與“毒素”之間的關係——那個時代還沒有細菌的概念,造成產婦死亡的產褥熱病被賽麥爾維斯認為是接生的醫生在解剖屍體時帶來的毒素,雖然認識有偏差,但賽麥爾維斯的決定是正確的,他命令所有給產婦接生的醫生必須洗手。
聽起來可笑,但在19世紀的歐洲,在那個相當於中國道光年間的時代,醫生們不僅不洗手,他們甚至不洗衣服,以至於白大褂的圍裙上沾滿了血跡和碎肉塊。
血跡的來源廣泛,碎肉塊的來源往往是屍體,學醫的實習醫生每天早晨解剖屍體並上課,下課以後就去產科幫忙接生,期間並不洗手,由此造成百分之十六的死亡率……
而在賽麥爾維斯的洗手令下達以後,他所在的產科的產褥熱的死亡率從16%下降到了3%。
如此美妙的結果,在賽麥爾維斯發表了論文以後,卻並未得到同行們的認可。
相反,賽麥爾維斯得到的是狂轟亂炸,自命神聖的醫生們不能接受死亡是自己帶來的這種理由,而他的解釋方法也與歐洲一貫的醫學理論不一致,當年的歐洲病理學是一種中醫式的理論,他們認為每個人的疾病都與每個人的獨特體質有關,所以診斷應該根據每個人的特異體質來進行,將一種複雜的疾病解釋成是毒素,在當年的歐洲醫生們看來是輕率且大逆不道的。
更何況,提出此點的還不是奧地利人。
最終,發表了革命性論文的匈牙利人賽麥爾維斯在維也納找不到工作,只能返回自己的家鄉,並在一番理論大戰之後,被妻子送進了精神病院,慘死在精神病院看守的棍棒下。
楊銳倒是不擔心自己被棍棒打死,但誰又能保證這一個下一個期刊社的編輯和審稿人是思想開放,神志清晰的明白人呢?
“謝謝你,張教授。”楊銳決定接受張教授的好意,付出的人情,來自再還好了。
儘管不是立即有效的措施,但至少是一份保險。
張教授的心情愉悅起來,笑道:“現在可以吃飯了?”
“吃飯。”楊銳笑著點頭,放棄了去餐廳碰運氣,或者說,自取其辱。
兩人說著話,上了大巴車。
兩輛大巴車拉著所有學者和管理人員,到某個偏僻的中餐館坐定,就見川菜一併各種酒被端上了桌。
“茅臺、伏特加和威士忌,誰想喝哪種就選哪種。我先說好,威士忌和伏特加都沒有茅臺貴哦。”負責招待的是當地領事館的人員,兩名很豪氣的男人,用高腳杯裝烈酒分給大家。
楊銳選了茅臺,沒怎麼來得及品,就被碰杯了兩次,幹了下去。
儘管經常鍛鍊,身材強壯,四兩白酒入肚,還是讓楊銳覺得胃裡一陣翻江倒海,趕緊吃了兩口米飯墊墊。
隨著四兩烈酒入腹,酒桌上的氣氛也漸漸融洽起來。
許多學者要經費要專案,都是陪著官員喝酒喝出來的。在一名科技處的處長就能卡住教授脖子的年代,底層和中層的學者少不了要請客喝酒。
就是楊銳讀研的時代,學校裡的教授都以此為立身之本,更別說是酒肉喧天的八十年代了。
楊銳自己的心情也不很好,來者不拒的喝了兩杯酒,漸漸頂不住了。
這時候,學者們也開始吹牛了。
這個說我的成果如何如何重要,那個說我在地方上怎麼吃的開,另一位就說我年輕的時候怎麼怎麼放棄了機會……
說著說著,就有人拉著楊銳pcr技術品鑑了起來。
楊銳整日都在會議廳裡瘋狂的分發和介紹自己的研究,當然,這樣做的人每年總有幾個,但像是楊銳這樣的中國年輕研究員,在中國團隊中就很引人矚目了。
因著楊銳的年輕,大家也不用在乎楊銳是否同意,幾個喝得醉醺醺的學者,當場找出楊銳分發過的資料,一邊讀一邊評價。
“太簡單!”左一的男人如是言。
“機會主義。”左二的男人看到的是pcr的特殊性。
“有點意思。”左三的男人看到的是結論,轉頭又以符合主流的話語道:“也就不過如此了。”
楊銳木著腦子聽鄰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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