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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打算在德國住兩年。在這期間,我的身份是學生。在德國十年中,這二年的學生生活可以算是一個階段。

在這二年內,一般說來,生活是比較平靜的,沒有大風大浪,沒有劇烈的震動。希特勒剛上臺不幾年,德國崇拜他如瘋如狂。我認識一個女孩子,年輕貌美。有一次同她偶爾談到希特勒,她脫口而出:“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是我莫大的光榮!”我真是大吃一驚,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沒有見過希特勒本人,只是常常從廣播中聽到他那瘋狗的狂吠聲。在德國人中,反對他的微乎其微。他手下那著名的兩支隊伍:S A(Sturm…Abteilung,衝鋒隊)和S S (Schutz…staffel,黨衛軍),在街上隨時可見。前者穿黃制服,我們稱之為“黃狗”;後者著黑制服,我們稱之為“黑狗”。這黃黑二狗從來沒有跟我們中國學生找過麻煩。進商店,會見朋友,你喊你的“希特勒萬歲!”我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是,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能和平共處。我們同一般德國人從來不談政治。

實際上,在當時,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德國,都是處在大風暴的前夕。兩年以後,情況就大大地改變了。

這一點我是有所察覺的,不過是無能為力,只好能過一天平靜的日子,就過一天,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

從表面上來看,市場還很繁榮,食品供應也極充足,限量制度還沒有實行,只要有錢,什麼都可以買到。我每天早晨在家裡吃早點:小麵包、牛奶、黃油、幹乳酪,佐之以一壺紅茶。然後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課,或學習。中午在外面飯館裡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從來不懂什麼睡午覺。下午也是或上課,或學習。晚上六點回家,房東老太太把他們中午吃的熱飯菜留一份給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國人那樣,晚飯只吃麵包香腸喝茶了。

就這樣,日子過得有條有理,滿愜意的。

一到星期日,當時住在哥廷根的幾個中國留學生:龍丕炎、田德望、王子昌、黃席棠、盧壽枬等就不約而同地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綠草地去會面。這片草地終年綠草如茵,周圍古木參天,東面靠山,山上也是樹木繁茂,大森林長寬各幾十裡。山中頗有一些名勝,比如俾斯麥塔,高踞山巔,登臨一望,全城盡收眼底。此外還有幾處咖啡館和飯店。我們在席勒草坪會面以後,有時也到山中去遊逛,午飯就在山中吃。見到中國人,能說中國話,真覺得其樂無窮,往往是在閒談笑話中忘記了時間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時間時,已是暝色四合,月出於東山之上了。

至於學習,我仍然是全力以赴。我雖然原定只能留兩年,但我仍然做參加博士考試的準備。根據德國的規定,考博士必須讀三個系:一個主系,兩個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謂印度學(Indologie),這是大局已定。關鍵是在兩個副繫上,然而這件事又是頗傷腦筋的。當年我在國內患“留學熱”而留學一事還渺茫如蓬萊三山的時候,我已經立下大誓:決不寫有關中國的博士論文。魯迅先生說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用老子與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後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我鄙薄這種博士,決不步他們的後塵。現在到了德國,無論主系和副系決不同中國學沾邊。我聽說,有一個學自然科學的留學生,想投機取巧,選了漢學作副系。在口試的時候,漢學教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杜甫與英國的莎士比亞,誰先誰後?中國文學史長達幾千年,同屈原等比起來,杜甫是偏後的。而在英國則莎士比亞已算較古的文學家。這位留學生大概就受這種印象的影響,開口便說:“杜甫在後。”漢學教授說:“你落第了!下面的問題不需要再提了。”

談到口試,我想在這裡補充兩個小例子,以見德國口試的情況,以及教授的權威。19世紀末,德國醫學泰斗微耳和(Virchow)有一次口試學生,他把一盤子豬肝擺在桌子上,問學生道:“這是什麼?”學生瞠目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哪裡會想到教授會拿豬肝來呢。結果是口試落第。微耳和對他說:“一個醫學工作者一定要實事求是,眼前看到什麼,就說是什麼。連這點本領和勇氣都沒有,怎能當醫生呢?”又一次,也是這位微耳和在口試,他指了指自己的衣服,問:“這是什麼顏色?”學生端詳了一會,鄭重答道:“樞密顧問(德國成就卓著的教授的一種榮譽稱號)先生!您的衣服曾經是褐色的。”微耳和大笑,立刻說:“你及格了!”因為他不大注意穿著,一身衣服穿了十幾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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