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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新附之邦最難治的是人心,人心不靖,必無寧日。《三國演義》所著諸葛平南,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雖不見於史籍,卻是一言中的。”
馮虞點頭附和道:“不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為老成謀國之計較。你再說。”
“永樂年平南戰事,朝廷總想以烏雲壓城之勢一戰定乾坤,之後便留下少部軍馬屯駐要地,大軍快打快收。如此戰法,好處是見效快,錢糧耗得少。安南人前兩回沒腦子,調集傾國之兵打算決戰決勝,結果是一鍋燴。可捱了這幾頓揍,即便是豬腦子也該給打醒了。永樂八年之後,俺男人便少有與官軍正兒八經陣戰的。大軍到處,蠻兵一鬨而散。大隊一過,便專打小股駐兵。如此一來,我軍疲於奔命,安南人卻是越戰越強,終至不可收拾。歷時二十二年,終至無功而返。”
馮虞聽了大搖其頭,心想:安南人已經是對游擊戰術有所領悟,明軍打了幾十年仗,一以貫之還是分兵把口、重兵兜剿的招數,焉能不敗?不過話說回來,後世美國人參謀制度健全,又不斷將最新軍工科技投入戰場,最後不還是拿不下。當然,越南人背後有中蘇兩個大國撐腰,兩場戰事也不是全具可比性。
又聽陳琛說道:“還是方才那句話,天時、地利、人和。所謂天時,無非是避過盛夏酷暑,冬令興兵,則瘴疫之威大減。所謂地利,安南人固然是本鄉本土,熟門熟路,但只要我軍不四下分守一盤散沙,而是聚沙成塔,一處一處地奪佔、控牢,或步步為營,或分進合擊,總不給對手從容排程之機,也未必會吃太大虧。
至於這人和,最是緊要。治蠻荒之地,無非四招。一是以夷制夷,二是威逼利誘,三是分而治之,四是教化其民。前兩招定當前,後兩招謀根本。只需四招並用,所用得人,也深悉安南好鬥排外的民族性,採用分化瓦解策略,遠交近功,或安撫,或利用,即便是當年強如匈奴、羌、党項、女真者,今又如何?……”
前頭馮虞聽著還連連點頭,最後說到女真,馮虞眼皮一跳。後世大明社稷傾覆,夷狄竊據九州,那一幕慘劇,若是論到根子上,一半在陝西,一半在關外。馮虞暗自提醒自己,眼下是騰不出手來,日後一旦權柄在握,定要將這禍根滌平。
待馮虞回過神來,陳琛似乎已經是結束了演講,眾人都盯著他看,國人似乎有個毛病,但凡有上官在場,即便是研討,也總想讓現場官最大地一錘定音,表個態什麼的。不說兩句似乎是不成的。
“方才思獻所言在理。不過,我倒是生出這麼個念頭。不論是起大軍犁庭掃穴,或是方才思獻所言四計,歸根到底總在富國強兵四個字上。打大仗不消說了,兵馬一動,打的便是錢糧二字。當初朝廷在安南撐不下去,也是國帑消糜過甚,不堪負重。所謂威逼利誘分而治之,無非便是一手提刀一手撒錢。所謂行教化,更是先得自家倉廩足而知禮義,如盛唐格局,外邦自然傾心。如今咱們也須抱定這個心思。要想著幹些局面出來,便要將眼前衙門裡、軍中一樁樁眼前事用心辦好。待到錢袋子厚實將士用命,什麼事情都好辦了。”
馮虞看了眾人一眼,見一個個聽得仔細,方才繼續往下說,“當下咱們最緊要之事,便是將這都百工使司做起來、做好了!黃老爺子?”
“在。”黃道趕忙應聲。
“此次都百工使司工坊,便要你多費心了。若是差事做得好,日後本官有個特別地賞賜。”
“啊?什麼賞賜?”
“呵呵,你不是喜好這等美景麼?”
“嗯……是。”
“若是工坊做得好,本官便將這座樓給你做值事房,平日裡做事、居住皆在這樓上,看不盡的西湖美景。如何?”
黃道瞪大眼睛,半晌才回過神來,這賞格也太重了吧。“大人平日裡已是極厚待咱們匠人,此時正該為大人效命才是。如何能受這等厚賞?大人且放寬心,這工坊,咱們一撥弟兄必定壓上全副心思,將活計做到最好。到時大人只需請咱們再上這樓來,讓大傢伙開開眼便好。”
馮虞想了一想,也不再堅持,說道:“既然如此,老爺子,你們多費心了。若是做好了,每月請各位上一回這樓閣,好酒好菜相待!此外另有一道節目,到時再說。”
第一百六十章 蒸蒸日上
七月的福州府雖不如五六月間酷熱,卻依然是烈日當空,戶外的男男女女或帶紗帽,或頂斗笠,盡往陰涼處歇著。若是非得趕路的,也只能拿蒲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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