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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努力找準自己的位置,只要工作不越位,生活不越軌,就有了基本點。
秘書是生活在權力核心的小人物,秘書在權力運作中的隱蔽性使他們既容易得到重用,同時也容易成為權力鬥爭和組合下的犧牲品。
我上任不久,就發現東州市政府的政治生活已經不正常了,像李國藩、張國昌這些人從來不過什麼組織生活,已經成了黨內個體戶,人們沒有辦法透過正常途徑來達到目的,只能用金錢來做潤滑劑。正如李國藩在自己的懺悔書中所說的:
“我忘記了自己在就任東州市市長的人大會上‘人民選我當市長,我當市長為人民’的誓言,把人民授予的權力異化為個人權力,使自己變成一手紅,一手黑,一方面為老百姓辦好事,一方面在背地裡搞腐敗的兩面派。”
“我給張國昌當秘書有一種樸素的警覺,這種警覺跟他時間越長越大,”我對老梁、老羅坦誠地說,“一是張國昌見佛就拜,而且長跪不起,叫人警覺;二是雖然我沒跟他一起去境外賭博,但訂香港賭船的票他並不瞞我。有一次在車上,他當著我和司機李亮的面用手機與香港朋友通電話,訂三張‘東方公主號’的船票。我早就知道,‘東方公主號’是賭船,因為周潤發和劉德華合拍的《賭俠》就是在這條賭船上拍攝的。”
東州市的一位副秘書長與張國昌一起去過菲律賓,這位副秘書長是張國昌一手提拔的。在菲律賓期間,他和張國昌出入菲律賓的大小賭場。他回國後對我說,“老闆在賭場中牛氣沖天,胸前戴著金剛###,手上戴著鑽戒、手鍊,脖子上掛著項鍊,嘴裡叼著金菸嘴。”副秘書長把這當牛吹,我卻倒吸了一口涼氣。
我知道在這樣的領導身邊工作,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官場自古以來就是一潭深不可測的水。東州官場的水有多深、多渾,非身處其中者難以描述,就是我這身在其中的人也難識“廬山真面目”呀。
19、傍大款(2)
在東州,市長秘書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連辦公廳領導也得禮讓三分。秘書們處於“放羊”狀態,出不出事就看自己的修養和造化了。
像我這個常務副市長的秘書與一般副市長的秘書還不同,張國昌攬權,人、財、物都攬在手裡,大有與李國藩奪天下的意思,因此,我要把握不好非出事不可。
張國昌主管的委、辦、局、區的領導就有四百多人,這些人誰向張國昌彙報工作都要先與秘書預約,讓誰見不讓誰見就是秘書的事了。不讓哪個領導見就得撒個謊,說什麼張市長去省裡開會去了,省長高遠找談話去了,下基層了等等。
秘書都是撒謊專家,而且腦子要活,撒謊要讓人家信,否則就得罪人了,每天都要撒謊,人家要是不信幾天就把人都得罪光了。
只要張國昌在辦公室,見他的人就會絡繹不絕。這些人先是在我辦公室等,我安排誰見誰就先見,張國昌的辦公室在裡屋,我的辦公室在外屋,中間隔著一道門,出出進進我是可以隨便聽的,但是我從來不聽,安排人進去後,我就把門關上,裡面說了什麼幹了什麼,我一概不知。有些事知道也裝不知道。
其實,即使張國昌想瞞我的事也瞞不住。有多少人想巴結市長,就有多少人想巴結秘書,甚至秘書的資訊網比領導還廣,因為秘書可以狐假虎威,而且還有隱蔽性。比如張國昌賭博從來不對我說,特別是在香港、澳門賭博的事,我不在身邊,似乎就一無所知,但是我可以判斷。他去香港這麼多次,不是說有些事非得在香港辦不可,在東州辦就可以了,但是他每次都可以找一個理由去香港,然後就是去澳門賭博。他不僅在境外賭,在東州市內每週都要賭一次。
東州有一家大酒店叫紅星大酒店,老闆叫劉阿泰,是東州市最早靠開歌廳起家的,那素質就是一個雞頭,但跟張國昌是鐵哥兒們。張國昌每星期都要在紅星大酒店住一宿。
劉阿泰為了伺候好這位財神爺大哥,特意裝修了房間,三陪小姐一週一換,因為怕認出張國昌。張國昌愛吃魚翅、鮑魚,劉阿泰便從香港高薪聘請廚師。
起初當秘書的時候,張國昌每到週末就對我說,“累了一週了,去紅星大酒店休息休息。”我就和司機李亮送他去,但東州人都知道紅星大酒店是個雞窩,美女如雲,老去那兒的人沒好人。
時間一長,連十字路口的交警也發現了張國昌總去紅星大酒店的秘密,到處散佈。張國昌聽到後就撤了那個崗,改為自動監控。張國昌不知道這些都是掩耳盜鈴,時間長了連劉阿泰在我面前說話也不提防了。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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