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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擱下了進行中的電學實驗，挺身而出，參與解決費城面臨的政治問題。因為這時的富蘭克林早已不是一介平民，而是富裕的有閒者了。他有閒，因為他已設法從生意中脫身出來；他富有，按賓州的標準來看是如此。在賓州，一個女僕的工錢是一年10鎊，一名文書一年25鎊，一名學院裡的教師年薪60鎊到70鎊，首席法官的年薪為200鎊，而州長——一州中的大人物——一年的薪酬是1000鎊。富蘭克林每年從大衛·霍爾處得到500鎊，從其他合夥人，郵政局長的職位、城內房地產和貸款利息的進項可能也達到同樣的數目。在賓州，研究哲學、科學並非職業。因此，既富且閒的富蘭克林必須為社會所用。況且，富蘭克林天性好動，為科學而行動，為倫理道德而行動，為公眾事務而行動。
1747年秋季，有謠言從西印度群島傳來，說有6艘法國私掠船（也許還有其他船）已計劃要在來年同來洗劫費城。這時，在反對任何戰爭這一點上，教友派也不是鐵板一塊了。其中一些（包括詹姆士·洛根）認為防禦性戰爭是正義的戰爭，自由派教友會教徒卻不為所動，其他分支則深惡痛絕。富蘭克林抓住了這一機會。他同共讀社中的威廉·科爾曼、美洲哲學學會的托馬斯·霍普金森以及首席法官談話，得到他們的一致同意，由富蘭克林匿名撰文抨擊教友會和大商人，呼籲全體人民團結一致，自己保衛自己。
11月17日，星期三，以一個不具名的商人的身份寫的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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