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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那個曾經被劉詢寄予厚望,覺得是個人才的蕭望之來說吧。劉詢深知望之通曉經術辦事穩重,論議有理,故想要將他從丞相司直提拔為六安國相,考察他的治郡能力。結果蕭望之嫌棄那是左官,上疏言病婉拒,還說什麼:
“陛下憐愛百姓,擔心德化不能遍於天下,放出全部諫官去補郡吏,這是憂其末而忘其本也。朝中沒有諫諍之臣就不知過失,國內沒有明智達理之士就聽不到好的建議。還望陛下選擇明經學的儒士作為內臣,參與政事。諸侯聽聞,便知朝廷納諫慮政,而無缺遺。如此便可建成周代成康那樣的太平世道。外郡即使有些不清明,也不必憂慮。”
不必憂慮……不必憂慮,口口聲聲說什麼地方不治的,不就是你們這群人麼?怎麼,輪到自己去時,就如此推諉?非得一步登天,直接做三公九卿才行麼?然後成康之治便不請自來?
劉詢當真是氣笑了,是啊,動動嘴皮子,當然比身體力行容易。
從那以後,劉詢心中對蕭望之的評價低了一個檔次,並料定:“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他連自家的太子,都不敢讓這群人去教,生怕教歪了。
反觀西安侯帶出來的黃霸、耿壽昌,以及張敞等人,都是帝國的磚,哪裡需要哪裡搬,黃霸將潁川郡治得有聲有色,耿壽昌去海濱數年,完成了曬鹽法的推廣,張敞繼蜀郡守又為京兆尹。
故大漢日常行政仍尚法任刑,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劉詢堅持以霸道為主,王道為輔,雖也用儒士,但同武帝用儒術緣飾法律如出一轍。
於是批評的聲音就來了,儘管劉詢在改善吏治上雖然做了不少事情,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諫大夫、博士就開始吵吵。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陛下走錯了路,南轅北轍,還是要全面推行德治方可啊!”
他們以為,大漢從漢武帝改制征伐興功利開始就走錯了路,若是今上繼續沿著這條道走,雖然解決了匈奴,雖然天下民生看上去確實好轉,雖然吏治在緩慢改善,雖然四夷來朝,但跟失去了禮治王道相比,這一切都值得嗎?
於是就有了那場是否全面推行春秋決獄的爭論,最後以趙廣漢罷官結束,但儒吏們也沒贏。
或許是覺察到了天子的不以為然,他們的批評開始擴大化,還拿劉詢賜給史、許富貴說事,揪著這些小處不放,危言聳聽,最後連禪讓都整出來了。
儘管許皇后一再規勸,但劉詢想的很深,這蓋寬饒不是孤例,他代表了一種隱藏在學術界的思潮:儒林公知們對漢家制度的不滿。
劉詢不由想起了一年多前,西安侯任弘的預言:“陛下,荀子有言,儒分大儒、雅儒、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者,俗儒也。今《公羊》俗儒充斥朝堂,其學蔓延九州四野。”
“若不防微杜漸,他日亂大漢者,俗儒也!”
西安侯或是想借著打擊公羊春秋,推廣他鑽研的左氏春秋為官學,劉詢當時一笑而過,沒當回事,但今日看來……
“《公羊》、《韓易》之學,確實不能再縱容了。”
……
“陛下,繡衣使者說,民間確實在流傳一件事。”
到了次日,回到宣室殿後,為劉詢管控繡衣的金安上前來稟報道:“多年前孝武皇帝那番‘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再受命’的話,又開始傳播了。”
據說孝武行晚年幸河汾,中流與群臣飲宴,那一年他身體不好,幾乎病逝,樂極哀來,驚心老至,有感於此,乃自作《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然後就發生了一件奇異的事,孝武不知是心生疲倦還是喝醉了,竟對群臣說:“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再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
這簡直是亡國之言,群臣震恐,但孝武當時已為方士毒害,那一年身體也欠佳,有時是不太清醒的,雖被群臣勸誡,但又說了一句更了不得的話:“吾醉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
此言已在民間散播多年,劉詢初繼位時尤其喧囂塵上——其實那是田延年想要推霍光篡漢所為。
劉詢試圖對此事加以解釋:六七之厄,大漢的皇帝,不算前後少帝和劉賀的話,第六代是孝昭,第七代是他啊,作為宗室子弟再受命,沒毛病!
可那“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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