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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不通,就騎毛驢。
此時,《五。一六通知》已經傳達。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5 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透過的。《通知》中說:“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這次會議,還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加在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頭上,並進行了錯誤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下發後,作為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文化革命”開始了。
山西省委傳達了中央關於彭、羅、陸、楊問題的檔案。
高平縣委王副書記對黃克誠說:“黃老,我思想不通啊!這些都算錯誤,我們天天犯錯誤,不知有多少錯誤呢!”
對此,黃克誠難以回答,只有沉默。
這時,還沒有揪鬥黃克誠,也沒有批他的大字報。
黃克誠以為,他和彭德懷的問題已經受過長期審查,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後來,黃克誠到離石、中陽、臨縣、方山等縣去檢查農業工作。這次往返個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 月份了,已經滿街都是大字報了。
黃克誠不便再去外地檢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報。
有時,黃克誠與同院的劉副省長下棋消遣,也不議論什麼,因為實在弄不清楚。
國慶節開會時,省委通知黃克誠不要去參加了。
周圍的氣氛顯得越來越令人不安。
看來凶多吉少,黃克誠有種預感。
黃克誠雖然經歷過無數次運動、鬥爭,但對“文化大革命”還是摸不著頭腦,對它會怎麼發展,心中完全無底。就這樣,過了1966年。
1967年1 月。剛過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質學院、清華大學、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三十多人,氣勢洶洶地闖進了黃克誠宿舍。
“走,快跟我們走!”他們對黃克誠又推又嚷。
“你們要幹什麼?”黃克誠喝問,一臉正氣。
“於什麼?就是要你黃克誠跟我們走!”
“為什麼?”
“你自己難道不明白?”
黃克誠見事已至此,便說:“那得通知我的秘書,報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黃克誠抓起電話機要打電話。他們動手阻攔,不許黃克誠打。
黃克誠故意發脾氣,把電話機重重地摔到地上,又大喊大叫:“你們為什麼不講理?”
這一吵鬧,吸引了大院裡許多人來看熱鬧。
黃克誠想:有這麼多人看見,就不會沒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們爭吵也沒有什麼作用。
於是,黃克誠回頭對這些學生說:“我可以跟你們走了。”黃克誠在太原被關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車。車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黃克誠陷入了沉思。他想,在山西總計呆了一年多一點就又回來了。可笑當初還打算在山西長久住下去呢?想到這裡,黃克誠不免大發感慨。
大街上盡是花花綠綠紅紅白白的大字報,到處是“打倒”、“火燒”、“炮轟”等字眼。
黃克誠先被帶到了地質學院。有不少學生監視他。黃克誠便和他們聊天,試圖瞭解情況。
有個學生說:“薄一波也給我們抓來了,是我們抓的。”黃克誠本想透過閒談,勸他們清醒一些。但是,他們正陶醉於這種“革命”行動中,自然不聽黃克誠這個“大黑幫”的話。又過了一天。黃克誠聽到他們議論,說是上面不肯收容他。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傷了一陣腦筋。
後來,終於得到了北京衛戍區對黃克誠實行“監護”的決定。於是,黃克誠又被送到一個簡陋的營房裡,改由北京衛戍區“監護”了。
當時,黃克誠不知身在何處。直到有一次從一張買東西的發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樣,才知道是在五棵松附近。此後,黃克誠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們對他有侮辱行為時,黃克誠就反擊。
黃克誠明知自己年老體衰,和年輕小夥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過也打,不甘蒙冤受辱。
這麼一來,他們反而感到為難了。他們心裡嘀咕:這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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