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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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克誠雖然不怕殺頭，但是在提議不能左右大局的情況下，他又能怎麼樣呢？

沉默是無言的抗爭。

毛澤東在這一關鍵時刻站了出來，他指出屯兵城下，久攻不克，敵人又抽兵來援，戰況危急，應當主動撤圍長沙。

因為紅三軍團曾經佔領長沙，許多同志仍然堅信長沙可以攻克，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能夠實現。

毛澤東以極大的耐心，說服了這些同志。

9　月12日，紅一方面軍主動撤圍長沙。接著，紅一軍團出瀏陽，直指吉安；三軍團從株洲進至袁州、新餘，繼而走樟樹，縱橫湘、贛邊境。

紅一方面軍撤圍長沙，無疑與中央“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計劃背道而馳。於是，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負責人周以慄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到紅一方面軍，督促再攻長沙，執行中央既定計劃。

毛澤東約請周以慄徹夜長談，終於說服周以慄放棄攻打長沙的主張，轉而攻打周圍都是蘇區的孤城吉安。

紅軍攻克吉安，從繳獲的大量報刊資料中，毛澤東敏銳地作出判斷：中原大戰已經結束，蔣介石一定會集中兵力，大舉進攻蘇區，消滅紅軍這一“心腹之患”。

毛澤東進而提出了“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如果蔣介石大舉來犯，紅軍繼續遠離根據地，在白區分散作戰，並且集中攻打大城市，將是十分危險的。因此，紅軍應當儘快撤回贛東蘇區一帶集結，整訓部隊，依託根據地同敵人周旋作戰。

毛澤東的這一主張簡直與中央方針唱了反調。

訊息傳到紅三軍團時，相當一部分同志不願意東渡贛江，仍舊堅持攻打中心城市，以實現中央計劃。

黃克誠聞訊，非常支援和擁護毛澤東的主張。

他之所以曾經一再反對攻打武漢、長沙，就是因為他從親身經歷中明白了一個道理：沒有根據地作依託，單純去攻打中心城市求發展，是不可能持久的。

毛澤東的主張無疑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不過，毛澤東的見解要比自己高深、系統得多。數十年後，當黃克誠已是垂暮之年，他還記憶猶新，充滿感情地回憶說：在這一要作重大決策的關鍵時刻，毛主席卻敏銳地看出了形勢變化的苗頭，他看出軍閥戰爭很快就要停了，蔣介石會集中兵力來對付紅軍。這個問題當時只有他看出來了。他就派周以慄同志到紅三軍團去說服彭德懷同志，不要冒進打南昌，部隊要迅速東過贛江回到老根據地，當敵人進攻時再消滅它。經過一個多月，才把彭德懷同志他們說服，將部隊撤回老根據地。那時，我們的偵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透過看報紙，分析出國民黨要向我們大舉進攻。這又是一個關鍵性的決策。紅軍能夠粉碎敵人的一、二、三次“圍剿”，就是這個決策的結果。如果當時不回到蘇區，而在敵佔區同敵人作戰，那麼情況怎麼樣，就很難說，很可能打得一塌糊塗。

天有不測風雲。

1930年上半年開始，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了肅清反革命運動。

在紅一方面軍內部也開始了肅反打“AB團”的鬥爭。“AB團”是蔣介石指使並授意國民黨右派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秘密組織。“AB”是英文Anti—Bolshevik　（反布林什維克）的縮寫，該組織早在1927年已經解體。

但是，黨內一些“左”傾思想嚴重的同志，大概是發現了個別“AB團”分子在蘇區活動，遂如臨大敵，在蘇區和紅軍中大搞肅反打“AB團”，使得肅反嚴重擴大化。

1930年12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根據一些人在刑訊逼供下搞出的假口供，派總政治部政務處長李韶九到紅二十軍進行肅清“AB團”的鬥爭。

李韶九此人品質不好，就是他在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特委大搞刑訊逼供，致使不少人屈打成招，人人自危。

因而，紅二十軍少數領導人眼見自己也將被錯定為反革命並遭逮捕，對李韶九的這種做法抱有極大的懷疑和不滿。於是，他們在12月12日帶領隊伍包圍了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扣留李韶九，釋放了被錯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了分裂一方面軍領導的錯誤口號，將二十軍拉往贛江以西地區。

這就是震驚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的發生，在紅一方面軍和黨內引起極大震動。

中央政治局、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錯誤地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裡應外合、公開叛變的“反革命行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及方面軍負責人相繼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