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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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把東歐置於蘇聯的嚴密控制之下，並使掠奪成性的俄國變成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今天，我們不確切地把植根於西歐文化的各種思想和莫斯科製造的極權主義制度貼上了“西方”和“東方”的標籤。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這兩種價值規律之間的巨大斗爭提供了舞臺。

戰前，邱吉爾在反對派中孤掌難鳴，人們把他看作一位行為古怪的人，不予理會；戴高樂雖然也在爭取群眾，但同樣是徒勞無功的，無人響應。阿登納在他本國則是一個逃亡者。他們具有同樣的品質，這使他們後來都能完滿地為他們的國家服務。但是，這些品質在當時要麼得不到承認，要麼不為世人所需。對他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因為時機來到。

邱吉爾、戴高樂、阿登納這樣的領袖是罕見的。這不僅因為他們都是出類拔革的人物，而且因為把他們推到前方去的環境是罕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的形勢，不僅要求有非凡的領導人，而且也為他們提供了上演偉大劇目的舞臺。

除了這些戰後的偉人之外，其他數以百計的領袖們也在塑造新世界方面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他們較少為人所知，人們對他們生平的研究也少。但在許多方面，他們是同樣重要的。在反對歐洲殖民國家的革命者中，恩克魯瑪、蘇加諾和尼赫魯都是傑出的榜樣。菲律賓的拉蒙·麥格塞塞要不是過早去世的話，可能會成為遠東最亮的一顆明星。戴維·本·古裡安和戈爾達·梅厄都是先驅者，他們在古老的巴勒斯坦沙漠上建立起一個新的國家。中東其他四位領袖——伊朗國王和費薩爾這兩位國王、納賽爾和薩達特這兩位埃及人，也都是為了使他們的國家在不被舊勢力征服的情況下加入新世界而鬥爭的領袖人物。

還有一些領袖人物，如果處於別的環境下，他們可能早已揚名史冊。但由於他們是在平靜的時期擔負領導職責，或者領導著不太強大的國家，所以，他們的名字至今鮮為人知。例如：倘若李光耀與羅伯特·孟席斯都擔任英國首相、而不是分別擔任新加波和澳大利亞總理的話，他們將會與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齊名。縱觀他們的生平，實在使人浮想聯翩：如果尼赫魯對經濟現狀象李光耀那樣瞭解，印度戰後的歷史該是多麼不同！要是孟席斯也是英國戰後的一位首相，歐洲的歷史程序又將會多麼不同！

最後，還有一些本應為人們所牢記的領導人，他們雖然受命於多事之秋，卻因為默默無聞地進行著領導工作而被人們遺忘了。我們對那些浮誇的、盅惑人心的政客經常記憶猶新，對默默無聞的調解著或謹慎勤勉的建設者卻容易淡忘。

德·加斯佩裡——拯救義大利的“好人”上面提到的最後一批領導人中，給人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位，也是我見到的第一位，就是義大利戰後的總理阿爾奇德·德·加斯佩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義大利極為貧困，比歐洲其他許多地方貧困得多。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宏偉的、富麗堂皇的宮殿雖然被儲存下來了，但是人們更需要食品。一點麵條，一片面包，在戰後的義大利都是寶貴的。

人們在絕望中經常會採用極端的手段。義大利的貧困狀態為斯大林提供了機會。莫斯科把錢財灌注到義大利共產黨的保險櫃裡，企圖以此手段加強該黨，使它成為攫取義大利的工具。莫斯科一度幾乎取得勝利。但是，阿爾奇德·德·加斯佩裡這位瘦削的人卻擋住了莫斯科通往勝利的道路。

1947年，我見到了德·加斯佩裡。當時，我作為赫脫委員會的一個成員訪問了義大利，考察重建西歐需要些什麼。那時離義大利戰後最重要的選舉還不到一年。由於義大利共產黨是蘇聯集團之外最大的、得到資助最多的黨，很多歐美評論家預言它將取得勝利。義大利的貴族們計劃一旦共產黨上臺執政，他們就要逃離該國。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這次選舉將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我們清楚這一點，德·加斯佩裡清楚這一點，蘇聯人對此也是一清二楚的。

自1945年12月以來，德·加斯佩裡一直擔任總理。他的精力、才智和決心，給我們委員會中的每一個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傑出的”、“富有洞察力的”、“老練的”這類經常加在偉人身上的形容詞，卻沒有一個是用來描繪德·加斯佩裡的。他身上具有某種書生氣的味道。事實上，他就是一個書生。在法西斯統治時期，他的大部分時間要麼是作為一個政治犯在獄中度過的，要麼就是獲釋後在梵蒂岡圖書館裡當一名管理人員，在抄抄寫寫中度過的。他長得又高又瘦，前額很寬，一雙熱切的藍眼睛上，戴著圓形的眼鏡：嘴巴很寬，甚至在他的眼睛裡充滿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