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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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把他們發配到各剩勃列日涅夫只能把赫魯曉夫送到莫斯科的郊區。

變化的步伐是非常緩慢的，對一個象美國那樣缺乏耐心的民族來說，這種變化顯得尤其緩慢。我們必須有充分的耐心，承認緩慢的變化總比沒有變化強，我們必須長期堅持這些政策，為了使緩慢的變化保持下去，這些政策有時是必要的。

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接觸、文化以及情況的交流，可能不一定象幾位天真無知的、鼓吹這些活動的人所說的那樣，會起那麼大的作用，但這些活動確實起了作用；它們是這個漸進變化過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非戰略物資的貿易，如同軍備控制一樣，與蘇聯在其他地區的行為聯絡在一起，那它也是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貿易結構可以進行改造，這樣，我們可以透過貿易施加影響——其結果是，透過貿易建立起來的相互依賴，可以對我們有利。思想本身也是一種力量，我們可以用強力來實現思想滲透。一位在波蘭出生的教皇戲劇性地代表著宗教信仰可以集結的力量。我們最大的資本是共產主義在世界上行不通這個最明顯不過的事實，這一點對鐵幕兩邊也是一清二楚的。甚至連共產主義那些最卑下的辯護士，除了共產主義的悽慘後果外，現在也只能僅就共產主義是正確的這一點進行辯解了。

俄國人民是強大的，東歐國家的人民也是強大的。在東西方的爭奪中，他們的力量將最終寄託在西方的各種力量之中，因為西方的敵人正是他們的壓迫者。

在今後幾十年中，領導人將不得不適應這樣一種情況：超級大國以某種不太穩定的、不分勝負的局面相對峙。不管人們如何想象緩和這個詞，生活中的實際情況就是這樣——這種實際情況要比其他情況更為可齲緩和不是友好聚餐，它是一種努力，是為了尋求各種方法來在分歧情況下實行共處，而不是為分歧而進行戰鬥。只要蘇聯堅持它的擴張主義目標，那麼沒有威懾，就不可能有緩和。但是，在緩和情況下的威懾，比沒有緩和情況下的威懾，既容易實行，也更加有效。

美國必須在軍事上強大，在經濟上強大，在意志方面也必須堅定，美國需要強大的盟國的合作——與強有力的領導人進行合作。蘇聯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威脅，應付這種威脅是西方領導人的首要職責。正因為它是一種如此嚴重的威脅，我們就必須繼續發揮創造性，尋求各種辦法來減少我們之間的分歧，在可能的地方透過談判來解決這些分歧，在不能作出決定的地方，則把這些分歧闡述清楚。

如果我們立場堅定，如果我們強大到在必要時，足以用武力來作為我們說話的後盾，那麼俄國領導人就會尊敬我們，如果我們在行動上表現出軟弱，他們將以蔑視的態度來對待我們。但是，如果他們看到他們必須與我們談判，如果他們看到我們願意談判，那麼他們也會願意談判的。

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有一種不能由己的被驅使的力量：維護和擴大他們權力的力量，但他們並不是瘋子。他們要奪走他們認為可以奪取的東西，但僅僅是他們認為他們能夠奪取的東西。如果他們認為他們必須在一個側翼後撤，以保護他們在另一個側翼的陣地，他們也會這樣做的。

我們的任務就是增強導致發生變化的壓力，以及當這種變化發生時，使人民抱有將會取得報償的希望。

約在二十五年前，當我第一次見到赫魯曉夫時，我曾在倫敦市政廳發表的、並得到赫魯曉夫讚賞的一篇演說中發出呼籲，提議東西方舉行全面的和平競賽，它既是物質領域的，又是精神領域的。這是一場西方握有所有王牌的競賽。我們應該記住這一點，並繼續用完這些王牌。

7、周恩來——中國式的革命家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中國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澤東、周思來和蔣介石這三個人的歷史。在打敗了蔣介石軍隊之後，隨著毛澤東對大陸的統治的鞏固，中國共產黨人實際上把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的對抗描寫成上帝和魔鬼之爭。毛澤東把自己看作當代的秦始皇……兩千年前第一個統一中國的皇帝。

他發動了一場個人迷信運動，把自己神化了。周思來則長期處於幕後，作為一個忠實的官員，運轉著中國的國家機器。在臺灣，蔣介石憑藉著獨裁手腕進行統治。但是，他沒有象毛澤東那樣過份美化自己，因而維護了自己的尊嚴，創造了經濟上的奇蹟，並且教導他統治下的人們要光復大陸。

這三個人中，我認識蔣介石的時間最長。我把蔣介石及其夫人看作朋友；在某種意義上說來，其他兩人則不是。我和蔣介石夫婦有私交。我們之間的關係，也是共同的信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