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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那就是,他能夠設法使自己的政策與不可能改變的歷史潮流統一起來。簡而言之,他們相信歷史創造偉人,而不是偉人創造歷史。根據這一理論,西德漸漸地接近西歐。並且,由於這股強大的冷戰潮流和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對抗使西德逐漸遠離共產主義東方。阿登納只是一名作些細微調整的舵手。
從事抽象概念研究的理論家們珍惜這種學說。然而,從事具體工作的政治家們對此並不感興趣,他們透過實踐知道,一個領導人的決定對改變事件的程序能起多麼大的作用。事實上,在戰後早期的這些多事的歲月裡,法國和德國重新和好的前景一歐洲聯合的關鍵,似乎常常是渺茫的。不到一個世紀,法國和德國發生了三次血腥的相互殘殺。彼此間的仇恨和不信任似乎太深以致於無法消除。只是由於阿登納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使諸如舒曼和戴高樂這樣的主要領導人產生信心,並因蘇聯威脅構成的新的緊迫感,使和解終於得到實現。
五十年代,法國議會幾次否決建立歐洲軍的主張,如果換一位德國領導人的話,可能會使法德關係倒退至又一代人的敵對狀態。然而,阿登納默默地忍受了挫折。他曾經說:“我認為,在受挫折的武庫中最強大的武器是忍耐,我卻具有很大的耐心。我可以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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