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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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務的唯一途徑是克服法德之間的分歧，阿登納從哲理上已作了準備。他總是想把這兩個國家結合在一起，現在它可能成為達到一個偉大目標的手段——保衛西方反對新蘇維埃帝國——而不只是為了自身的目的。

1945年當美國人佔領科隆時，他們搶先恢復了阿登納的市長職務。但接著改由英國人佔領，他們很快地解除了他的職務，並且禁止他從事政治活動，其原因卻始終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他相信英國工黨政府想要讓社會民主黨人接管德國政權，因此不希望讓一個保守分子留在象科隆市長這樣一個有影響的位置上。這次解職沉重地打擊了阿登納，因為對他來說，重建科隆是他真正熱愛的事業。

總之，科隆的損失是德國的收穫。阿登納再次被攆下臺過著在野生活，這次不是納粹黨人而是同盟國所為，現在理論和付諸實施的機會巧合在一起。在強迫他退休的兩個月裡，他致力於自己對德國命運的觀點轉變成一個具體的政治行動的計劃。當英國人再次允許他參加政治活動時，他馬上開始將精力集中於基督教民主聯盟，一個新的保守黨。這就是1963年前他的政權基礎。用他的說服力、辛勤勞動和唯意志力，阿登納贏得了對該黨的控制並迅速地把它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全國性的力量。他精心選擇時機的權力遊戲也給他提供了幫助。在一次重要的黨內會議上，他走上前去，坐了下來並宣佈他主持這次會議，因為他是會場中最老的人，就這樣，他把會議主席接了過來。其他與會者如此震驚以至於沒有表示抗議。

有人也許會認為，一位較晚進入議會政治生活的領袖會覺得枯燥乏味的競選運動令人煩惱，甚至今人感到屈身於權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日本首相之前是一位職業外交家的吉田茂就是這樣。但是阿登納卻不是這樣。在1960年春天，關於即將到來的美國選舉，他給了我一些精明的戰略性的忠告，並問我是否喜歡競選。我對他說，我感到這是一種折磨。我說，一次競選之後，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我在太平洋服役之後的感覺，我不會留戀它，我也不想再經歷一遍。他不同意我這種看法並使我感到意外地說：“我喜歡競選，我喜歡能為我所信仰的事業去奮鬥，與愛非議的人去辯論，去還擊他們。”

在此意義上說，他不像他的偉大的朋友戴高樂。阿登納喜歡個人間在政治鬥爭上的短兵相接；他喜歡與他的政敵一起參加競眩戴高樂幾乎是斷然拒絕這樣做的。與人們預料的相反，戴高樂這位法國人是內向的。而這位德國人，阿登納是外向的。他們在政治上都是成功的，但是所走的道路卻完全不同。

在1949年戰後德國第一次選舉前的幾個星期裡，這位七十三歲的阿登納在遊歷各地做政治演說中證明他是異乎尋常的能幹和精力旺盛。他有著年輕人的永續性，並就選民關心的問題與選民保持接觸的驚人的訣竅。他的受挫的對手們，社會民主黨人，在戰後曾期待著立刻成為西德的執政黨，只能乞靈於嚴厲的人身攻擊，但他幾乎未作任何反應。在選舉中，基督教民主聯盟獲得了七百三十六萬張選票，比社會民主黨多得四十萬張。透過一次投票，新聯邦議院選舉阿登納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總理。

作為一名被佔領國家的領導人，阿登納的實際權力受到嚴格地限制。在處理與盟國和政府中的對手時，他必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的常識和他的頑強的、鋼鐵般的忍耐力。在談判和辯論中，他習慣性的做法不是在一開始就去壓倒他們，而是先聽別人要說什麼。當他最後講話時，他用他冒險家的直覺迴避對他不利的方面，而集中在他能夠取得勝利的方面。

基本上，他之所以難以對付的秘訣就是基幹事實，要有道理和作好準備。他全面地研究了議事日程上的每個專題。他很少閃失；他相信自己可以很快地，有力地對對方的論據作出回答。英國高階專員，伊馮·柯克帕特里克爵士說過阿登納：“總是迅速地察覺對方防禦上的任何薄弱環節，然後把他的矛頭向著那裡刺去。”

然而，除了運用邏輯這個冷武器外，他還有別的武器。當內閣會議遇到困難時，他有時會將辯論中斷片刻，把一瓶葡萄酒傳遞一圈。在幾懷酒和友好的閒聊之後，他再重新開會。那時，反對派實際上就不太堅決了。

阿登納是一位名酒鑑賞家。他不僅喜歡他的家鄉萊茵地區，而且也喜歡萊茵葡萄園的醇厚的葡萄酒。有時在午餐會上他會擺上一瓶萊茵葡萄酒或莫塞爾葡萄酒和一瓶波爾多白葡萄酒，但是他會把法國酒全部留給客人。約翰·麥克洛伊對我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在一次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