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西方反對那個他認為是建立在不信神和精神壓迫基礎上的帝國的最有效、最有發言權和始終如一的代言人。儘管他表情嚴肅和堅決反對共產主義，他卻同時是一位熱情的、脾氣好的、舉止文雅的人，受到他的人民和他自己的孩子們的愛戴，對一個曾被引入迷途的國家來說，他是一個寬厚的父親般的長者。

在戰後德國的廢墟上，阿登納就象一座大教堂似的高高地矗立著。對於他被打敗的人民來說，他是一位“老人”，是國家蒙受恥辱和混亂時期的信念和堅韌不拔的象徵。他透過鎮靜自若、端莊自重，甚至還帶有某種校長般的優越感消除人們的疑慮。在反對他的擋道人時，他是一位善於共謀的、無情的政治上短兵相接的人物。對於世界其他地區來說，他是新民主德國的忠實的代言人。他要在十年內把它從一個國際流浪兒轉變成可靠的自由堡壘。

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友誼是罕見的。他們通常是在紛亂的事件和外交禮節的範圍內進行會晤，而這種會晤往往沉浸在回顧歷史中和在外交官、助手和翻譯們的包圍下進行。籠罩在他們會晤中的國家自身利益的幽靈總是約束著相互間的友誼交流。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雖然我與許多外國領導人進行過友好的會晤，但是隻有其中幾個能稱得上是私人朋友。康拉德·阿登納就是其中之一。我們之間的友誼長達十四年之久，無論當我們兩人在朝或在野期間，這種友誼始終保持著。

1947年秋，我是眾議院委員會的十九名成員之一，克里斯琴·赫脫為該委員會主席。我們訪問了歐洲，為貫徹六月份已經宣佈的馬歇爾計劃做一些說明。我們在德國的逗留給我留下了一生中最令人清新的印象之一。全部城市已被盟軍的炸彈完全夷為平地，我們發現數以千計的家庭擠在倒塌樓房的瓦礫堆中和地堡內。食品奇缺，面黃飢瘦、衣衫襤褸的孩子們向我們走來，他們不是乞討，而是向我們出售他們父親的戰爭獎章或者用它們來換些東西吃。

另一位委員會的議員，他通常是含蓄的、有自制力的南方人，也被一次訪問中他所遇見的孩子們所深深感動，他把他所有的肥皂、糖果和一件正穿著的毛衣都給了他們。他後來對我們說：“我把最後一塊巧克力給了一個大約十歲的懷裡抱著一個約一歲半的孩子的小女孩。你知道她是怎樣處理那塊巧克力的嗎？她自己沒有吃。她小心翼翼地把巧克力放在那個小孩的嘴裡，告訴他這是什麼東西，叫他吃。看到她這樣做時，我簡直無法剋制自己。我回到火車裡把我所有的東西都拿來給了孩子們。”

在華盛頓，議會曾經一直在研究是否要給我們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戰士們戰爭補貼；在艾森，我見到了一個礦工，他和他的妻子與二十二歲的兒子住在一個地窖裡。雖然他的兒子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腿，但他既沒有收到一分撫卹金，也沒有得到一文救濟金，因為他的傷殘被認為並不那麼嚴重。

在參觀一個煤礦時，我們看到工人們把他們作為午餐的稀薄的沒肉的湯節省下來，以便可以帶回家去讓家屬分享。德國煤礦在工人數量相同的情況下其產量卻大大低於戰前，因為礦工們由於飢餓和營養不良而身體虛弱。

拒絕乞討的兒童們和分享他們極少的食品的男人們，這一切都向我表明，阿登納1945年下半年宣佈的德國人民是“深深地低著頭，但……沒有消沉。”這句話說得對。

以盧修斯·克萊將軍為首的美軍佔領當局曾向我們肯定地表示，德國人確實具有他們所需要的精神的力量來恢復元氣。

克萊說，至今所缺乏的是領導。在戰爭期間德國失去了整整一代的潛在的領導人物，數千人因為與納粹有聯絡而失去進入領導崗位的資格。他告訴我們德國必須為公共和私營部門發掘和培養出一批全新的領導人，那些戰時和戰前時期的人不行。尤其急需的是要有一位堅強的獻身於民主原則的國家領導人，他能夠帶領他的人民回到自由國家的大家庭中去，同時保護他們不受來自東方的新威脅。

克萊關於德國需要什麼樣的領袖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假設這樣的一位領袖不能來自戰前的隊伍裡的說法是錯誤的。

康拉德·阿登納生於1876年，父親是科隆的一名法院職員，母親的情況幾乎毫無所知。只知道康拉德父親為了娶他母親而放棄了在普魯士軍隊裡一個有發展前途的職務。父母勤勞，信仰宗教。康拉德在天主教堂裡成長起來，並且一生都是一個虔誠的教徒。

他的童年是嚴峻而簡樸的，但也是無憂無慮的和令人喜愛的。家庭收入微保有一年，他家經濟非常拮据，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