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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我們是在半夜下到大壩開挖區的。納賽爾曾告訴我說,大壩的工程實際上都是埃及人承擔的。但當我們看到大型推土機在強烈的照明燈光下挖土時,我的夫人敏銳地注意到,操作人員中沒有一個是埃及人,而全是俄國人。
六十年代期間,納賽爾繼續在國際舞臺上對別國進行干預。
他在其他阿拉伯國家中煽動革命,並越來越深地陷入葉門內戰的泥潭。在國內,他依然忽視埃及的經濟問題,在政治上也繼續進行鎮壓。儘管他公開承認他對蘇聯的支配地位感到恐懼,但他對俄國的經濟、軍事援助的依賴性卻有增無減。
納賽爾這位革命者忽視了革命的時刻已經終結、鞏固成果的時刻已經到來這一事實。從字面上看,他的泛阿拉伯主義是有益處的。透過這種運動,他在阿拉伯人民中創造了一種新的共同感和自豪感。然而,這一運動的主要宗旨——對以色列的僧恨和對西方的不信任——則是有害的,而不是建設性的。結果,他的各項政策不可避免地導致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敵對狀態的升級,並使埃及畸形地依賴於西方的敵人——蘇聯。
1970年9月,當我們得悉納賽爾由於心臟病發作而遽然辭世的訊息時,我正在地中海的一艘航空母艦上觀看美國第六艦隊的演習。我本想前往開羅參加葬禮,但後來覺得這是不明智的。因為當時埃及政府仍與蘇聯人保持著密切的聯絡,而且極端仇視美國。如果納賽爾的繼承者希望改善埃美關係的話,我認為應該由他們邁出第一步。於是,我改而派了一個代表團,代表我前往開羅。
到納賽爾逝世時為止,薩達特在幕後已經等了將近二十年他一直未遭到納賽爾的極度妒忌之害,因為他看起來沒有什麼個人野心。他樂意承擔納賽爾分派給他的任何差使。有人把他稱為:“納賽爾的哈巴狗”:有人則說,他前額上的印記,不是由於每天祈禱時在地上叩五次頭而留下的——象所有虔誠的穆斯林所做的那樣——而是由於在內閣會議上,納賽爾為了讓他留心聽別人講話,常常戳他的臉而留下的。
十八年來,安瓦爾·薩達特一直在注視著,傾聽著。革命前,當英國人掌管埃及時,他在獄中服刑,並學會了如何忍耐,也懂得了耐心的價值。他知道納賽爾妒忌心很重,因此,他總是小心翼翼的,從不露出要為自己爭權的跡象。除此之外,薩達特還是人們可以指望的、十分珍視友誼、認真實踐諾言的人。
不過,他在代表納賽爾去國外訪問時,也交其他的朋友,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的費薩爾王儲。他當總統以後,曾私下對費薩爾說,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和他對蘇聯的依賴都失敗了。
1970年,薩達特在納賽爾去世後掌權時,許多觀察家認為他的政府肯定只能維持幾周,因為他缺乏納賽爾那樣感人的超凡魅力。他們沒有認識到有各種各樣的魅力,而且一個人只有在掌權之後,人們才有可能斷定他是否具有這種難以捉摸的品質。薩達特並不想走納賽爾的老路。他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他一開始就熟練地阻止別人奪權,並把他的反對者投入監獄。時過不久,人們對他的權威就不發生任何疑問了。
薩達特迅速採取行動,砸斷了把埃及捆綁在蘇聯人身上的鐐銬。納賽爾去世後,他向全世界廣派代表,向各國致意。他的特使在北京見到周恩來。談話中,中國總理問:“您知道是誰殺害了五十二歲的納賽爾嗎?”這位特使愕然,沒有作答。周思來說:“是俄國人。”他的這番話是隱喻性的,不能按表面的含義去理解。但埃及對蘇聯的依賴、它與大多數阿拉伯鄰國以及美國的冷淡的關係,確實是納賽爾留下來的包袱。納賽爾是一個非常自豪和有獨立性的人。在他生命垂危之時,埃及的孤立處境使他負擔沉重。薩達特認為,這是使他的精神和健康惡化的原因。
在薩達特就職後不久,我們開始接到薩達特想要使埃美關係解凍的種種暗示。他掌權十一年的特徵,是喜歡採取一系列戲劇性的主動行動。其中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在1972年突然驅逐了一萬六千名蘇聯軍事顧問。促使他這樣做的原因,一是根據他的判斷,俄國人並不可靠,二是他本能地不喜歡俄國人。
我1974年訪問開羅時,曾經告訴他,我認為中蘇分裂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感到他們比俄國人更文明。薩達特笑笑,回答說:“您知道,我們的感覺恰恰也是這樣。我們埃及人比俄國人更文明。”
納賽爾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人。他總是忙於政府的大小事務之中,為了批閱積壓的檔案,經常通宵達旦地耽在辦公室裡。
薩達特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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